由费耶阿本德所提出的与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密切相连的一种后现代理论。费耶阿本德是在否弃传统的理性主义一元方法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多元主义方法论的。认为对于同一个实在或同一个科学问题，可以也应该允许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或理论。他所提出的著名的“理论增生原则”或“理论繁衍原则”，就是要从关于一个科学问题的一种观点或理论中“增生”或“繁衍”出一些与它逻辑上不相一致甚至对立的理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一原则要“发明和阐发出一些同已被人们接受的观点不一致的理论，即使以前碰巧是得到高度确认和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观点。任何采纳这一原则的方法论就叫做多元主义方法论。”原因很简单，既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生这些不同理论的方法就不可能是同一种方法。理论增生原则实际上倡导的是一种理论的多样化、方法的多元化。根据费耶阿本德的分析，在人类思想史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是这一原则在“起作用”。
        费耶阿本德认为，坚持这种多元主义方法论的人将保留在《创世记》和Pimander中所发现的关于人和宇宙的理论，他将这些理论加以发挥，并用它们来测量进化论和其他“现代”观点的成就。于是，他也许发现，进化并不如通常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好，因此必须加以补充，或完全用一种改进形式的《创世记》来代替。这样，在多元主义方法论者看来，理想的知识不是一系列趋向一个理想观点，逐渐接近真理的首尾一贯的理论。毋宁说“它是一个互不相容的（甚至不可比的）各种知识越来越增长的海洋，每一种理论，每一个童话都是这个集合的一部分，通过竞争，都对我们意识的发展作出贡献”。在费耶阿本德看来，理论的增生、繁衍和扩散对科学是有益的，而一律性则损害了科学的批判力。同时，一律性也危害个人的自由发展。
        利用这种多元主义方法论，费耶阿本德向传统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及其在现代的表现形态———逻辑经验主义的种种已被人们普遍接受的确定无疑的信条展开了进攻。
        首先，费耶阿本德对认识论中的理论与事实的符合论进行了诘难，认为传统哲学对理论与事实的一致性的要求是行不通的。因为科学史和人类认识史已经表明，既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理论，也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事实；既没有一种理论在其领域内与一切事实相一致，也没有总是该受责备的理论。从科学史上看，哥白尼的理论在当时与事实不一致，而托勒密的理论与事实却是一致的。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呢？这是因为事实存在着依赖理论的一面，它无时无刻不受到理论的“沾染”。不仅单一事实的描述依赖于理论，而且存在着一些不借助理论便不能挖掘出来的事实。许多事实之所以成为有效的，是由于可选择理论的帮助。再从科学家所占有的材料看，这些材料并非纯粹客观的，而是由多方面的性质决定的，其中渗透着各种不同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历史背景，是在不知不觉间受到原则沾染的。不仅事实和材料受到理论的沾染，感觉、观察也受到理论的沾染。感觉印象不管多么简单，总是包含有主观的成分。所以指望感觉提供关于世界的可靠信息是不现实的。
        简而言之，在理论与事实之间不存在任何分界线。理论的语言使观察的语言完全屈从自己，按照自己的形象改变观察语言，以至于一切科学原理都具有极强的理论性质，它还规定着同该理论有关的一切经验概念的意义。在科学中，事实的确定似乎总要接受约定理论的改造，理论按照使事实更适合自己的原则“模拟”事实，也就是说，使事实符合理论，把事实“驱赶”到理论的麾下。因此，传统的“符合论”是站不住脚的。而在“符合论”精神中建立起来的科学哲学也随之寿终正寝了，因为“它们已经失去了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知识作出贡献的一切机会”。
        与这种对理论与事实的传统“符合论”的攻击相联系，费耶阿本德对形形色色的建立在“符合论”基础上的方法论原则展开了抨击，其中波普尔的“证伪原则”首当其冲受到了批判。认为这一原则是简单化的、缺乏分析的。其结论是：科学家不应简单地根据单一的事实与理论不一致就断然对理论采取否定的态度。因为这种事实完全有可能是假的、非本质的，而且观察、事实、理论不是像传统的方法规则所讲的那样是各自孤立的、界限分明的。相反，它们彼此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事实总是受到理论的沾染。所以，当事实和某种理论不一致时，常常不是理论的错误，倒是事实的错误。费耶阿本德指出，既然每一种理论都起源于对某一问题的探索，既然每一种理论所要求的与其一致的事实也是与该种理论赖以产生的问题是相关的，那么当新的理论出现之后它就必须开始规定自身的问题。而以前的问题、事实和观察资料或是被忘记或是作为不相关的问题而被推到一边。这是一种十分自然的发展，是完全无可厚非的。因为，用费耶阿本德的话说就是：“新理论、新观念很快就在新方向上前进，同时，对先前的学者涉及的老问题、老事实表示不满。”其结果是，旧理论仅以一种大大压缩的形式存在于新理论的框架中，而且往往只占相当小的份量。可见，那种仅仅从事实出发，用局限于某一理论框架、某一问题范围的事实来证实或证伪某一理论的方法论原则显然是片面的，不足取的。
        其次，费耶阿本德向根植于科学与非科学对立的科学沙文主义进行了发难。
        其次，费耶阿本德向根植于科学与非科学对立的科学沙文主义进行了发难。他认为，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并非像传统所理解的那样存在着一条鸿沟。这是一个“神话”，按照这个神话，科学是神圣的，非科学是应该受到打击和排斥的。人类任何一种思想文化形式，一旦被冠之以“非科学”的帽子，便意味着被宣判了死刑。这个童话使科学享有特权，科学和技术在现代世界的成功又进一步强化了科学的神话。科学自身也以真理自居，大搞党同伐异，惟我独尊，导致科学上的沙文主义。这种沙文主义坚信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方法”。这种方法的运用往往导致获得世界的惟一“真理”。显然这种科学沙文主义与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格格不入，因此费耶阿本德对之深恶痛绝。通过人类学的考察，费耶阿本德认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存在着不可比较的思想结构。例如原始部落的语言和文化同现代西方的语言和文化往往就是不可比较的；第二，个人思想的发展经过各个相互不可比较的阶段；第三，科学家的观点彼此不同，犹如作为同文化基础的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彼此差异一样是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甚至有些科学理论，它们在表面上处理相同的题材，却是互相不可比较的。既然存在着不可比较的思想形式，那么，不可比较的各种思想形式之间就没有谁优谁劣的问题。由于科学与神话、科学与宗教、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是不可比的，因此也不存在一个公正的仲裁者来判断它们的是非优劣。这样，费耶阿本德就从根本上破坏了科学沙文主义的基础，取消了科学的特权。与此相联系，惟一正确的“科学方法”、必然存在的“科学规律”也不复存在了。因为根据费耶阿本德的分析，科学的发展要比任何理论家所想像的更加不规则、更加混乱、更加不合乎理性，他认为神话、巫术、偏见、玄想等都对科学的发展有促进作用，而科学中的权威倒往往阻碍科学的发展。费耶阿本德还通过伽利略的例子来说明科学上的成功不仅仅依赖科学方法和理性的论证，而且依赖于托词、借口、花言巧语、宣传手段等等。人们通常认为，伽利略借助于观察和实验建立起一个新的理论，而实际上伽利略取得成功主要靠技巧和宣传。
        费耶阿本德称赞伽利略这些“小动作”展示了“一种风格，一种幽默感，一种灵活性和一种优美文雅”，并认为这在科学史上是“无可比拟的”。他的结论是：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科学发展的框架。科学的发展比它的方法论所设计的要“不规矩”得多，“非理性”得多。而事实上，比起理性的、规则的、整齐划一的东西来说，也许混乱、偏差、机会主义等更能促进科学的发展。这种偏差和误差成了进步的先决条件，“没有混乱就没有知识”、“不经常排除理性就没有进步”。
        进一步，费耶阿本德认为，我们应该向久已被科学关在墙外的非科学敞开大门。因为，为了人类知识的进步，为了增进人类的自由，我们不仅需要科学，而且也少不了非科学，更何况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界线本来就是人为划定的。现在到了排除这条界线的时候了。为了人类的进步，我们必须这么做。费耶阿本德主张必须建立一种新的概念体系，或者从宗教、神话或低能儿的幻想中引进这种体系。这种“新的概念体系”的哲学基础其实就是他的无政府主义的多元论。就是让人们用一种新的视角看待神话、宗教、巫术等理性主义者要从地球上消灭的非理性、非科学的东西；就是要欢迎意见的“多样化”和不一致性，因为意见一致也许适合于教会，适合于某种（古代的或现代的）神话的被吓怕了的或狂热的牺牲者，适合于某个暴君的软弱或自愿的追随者。而意见的多样性是客观知识所必需的。鼓励多样性的方法也是人道主义观点所相容的惟一方法。一当我们用新的视角来看待非理性、非科学的东西，就会发现，非理性的东西（如神话、宗教等）要比理性主义者所认为的要好得多。不仅如此，“人类任何一种思想，不管多么古老，多么荒谬，都有助于改进我们的知识”，都有助于人类知识的进步。哥白尼的日心说不过是一种古老的宇宙观念的复活罢了。1975年，鉴于占星术在西方的日益流行，美国及西欧的186名科学家包括18名诺贝尔奖得主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联合声明，斥责占星术是伪科学，号召人们不要轻信。费耶阿本德对此十分愤慨，他著文批驳道：这些科学家一笔勾销了占星术对天文学发展所做的贡献，是无视历史，是想利用自己在本领域里的权威去强行判定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问题。在费耶阿本德看来，科学的成就和胜利固然是辉煌的、惊人的，但非科学的东西，诸如巫婆和江湖术士的草药知识、占星术、原始的疾病治疗法也并非没有任何优点，科学处处为非科学的方法和结果所丰富。由于科学的不同部分“发展不平衡”，需要这些“非理性的”方法的支持。其实，科学仅仅是人类发明出来用以对付环境的工具之一，但不是科学沙文主义所自诩的那样是惟一的工具，更不是绝对可靠的。它只是迄今为止人类业已存在的诸多思想形式中的一种，而且还不一定是最好的。
        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沙文主义是反自由、反民主的，而多元主义方法论则是与民主和自由相契的。这在科学思想的接受和拒斥问题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一个六岁儿童的父母可以决定他们的孩子是受新教还是受犹太教教育，或者略去宗教教育。但在科学上，他们则没有自由，因为几乎一切科学学科在学校都是强制性的。物理学、天文学、历史学必须学习，而不能为魔术、占星术、传说和故事所取代。科学思想的接受和不接受完全与民主的程序不一致，那不是由投票来决定的，俗人没有投票权。甚至勇敢的革命思想也服从科学的判决，它们要打破现存的一切制度，摧毁一切，嘲弄一切，但批判的矛头却从不触及科学。其结果是，科学变得越来越教条，越来越霸道。真可谓顺科学者昌，逆科学者亡。在这种情况下，科学便与民主和自由的精神越来越背道而驰。因此现在迫切需要向科学沙文主义开刀，需要把人们从意识形态上被僵化了的科学桎梏中解放出来，就像我们先辈把我们从一种宗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一样。
        然后自由地在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科学和神话，科学和宗教之间作出选择。
        费耶阿本德的结论是：“现实的科学比人们所料想的更接近多元论。”如果我们要了解自然，如果我们要掌握我们的物理环境，那么我们必须运用一切观点，一切方法。因为只有方法上的多元论才能“导致真理”。他认为，为了知识的进步，专家和外行，专业研究者和业余爱好者，说真话的人和说假话的人，都应邀请来参加争论，从而对于丰富我们的文化作出各自的贡献。巫术显然一直受着误解而没有被真正理解，但是它有着深厚的物质基础，对于它的清楚的研究，也许能够用来丰富和修改我们的生理学知识。一句话，科学不是人类惟一的思想形式，科学方法也不是惟一的研究方法。“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离不仅是人为的，而且有害于科学的进步。”医治传统科学哲学方法一元论的良药是“什么都行”的无政府主义多元论。也就是说，为了知识的进步和人类的自由，应该允许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参见“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费耶阿本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