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解释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谓对话指的不是内心的独白，而是指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解释者与本文的对话，解释者与解释者的对话。因为在后现代解释学看来，“理解总是一种对话”。这种对话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是专制的，而是平等的。这就要求对对话中的差异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严防独断论。后现代解释学家所强调的“博学的无知”、“苏格拉底式的警惕”以及“悬搁”或“戒备”原则，表达的都是同样一种思想。德里达在《柏拉图的药房》（Plato&sPharmacy）中对pharmakon的分析就旨在告诫人们，在解释过程中应避免用一种意义掩盖另一种意义，更不能用一种意义来代替其他意义，也就是所谓不能用“一解”压“百解”。
        列维纳在谈到处理对立的解释的时候，也告诉人们，不应以辩证法的方式将这种对立扬弃，而应该将这种对立看成是在思维中永远产生作用的两种对立立场的反映。解释者的自由处理，实际上是一种激活本文的努力，他要给本文以刺激，从那里引出意义。
        罗蒂和伽达默尔都十分关切“继续推进西方的对话”，伽达默尔对这种对话的前景十分看好：“我们在我们特有的思想中继续进行的会话，也许在我们时代丰富壮大到新的伟大的合作伙伴（他们来自全球性扩展的人类遗产）的会话，理当广泛地寻求它的会话伙伴，特别是那些与我们自己完全不同的会话伙伴。”瓦提莫也强调指出，解释学不能也不应仅仅从事于具体地反映它自己的传统，“而且还应该从事于与别的其他传统展开对话”。瓦提莫认为，在此意义上，解释学是一种关于解放的学说，它旨在在对话中破除形形色色的禁忌和独断。
        强调开放性的对话，可谓后现代解释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正是这种开放性的对话使我们不仅能够更快地掌握世界上的新东西，而且能够更好地理解世界上的旧东西。这种对话理论广泛为人们所接受也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对此，荷兰学者布尔曾有一个明确的阐释：“我认为答案是非常简单的。今天，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在此，我们的生存与他人的生存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这里不仅牵扯到我们自己的存在（海德格尔语），而且牵扯到人类的存在。所以对他人的尊重不仅是一种道德律令，而且是我们存活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