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赋》:“或袭故而弥新”,就是说,虽用旧的,但有新的变化。由此可知,自晋以来,就重字句之新。
        六朝有“新变”一语,可见重新。所以《文心雕龙》说:“宋初讹而新。”《文心》讲“通变”,以为不能只是大家互相学,只学当时。他渐有复古趋势。这种情形,到了西魏苏绰就更甚,他要复古,诏诰用《大诰》体。所以要复古,刘勰以为因当时文薄,味不厚。苏绰则更有政治意义。
        隋文帝时,李谔上书说,六朝以来,文体浮艳,尽是风云月露,不切实际。要复古。
        这种复古之风气至韩愈而更盛。不过,韩虽复古,却是“陈言之务去”。他与苏绰、李谔不同,苏、李是从政治立场说的,而韩则从文学立场,以为六朝文无前途。而且,他是以创新为复古的,复古不过为了创新。
        韩在态度上与六朝人一样。六朝人“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明诗》篇如是说)。这种穷力追新之辞,至唐已陈旧成套子,故韩务去陈言。
        及宋,黄山谷“以故为新”,“以俗为雅”,亦是要创新。
        自陆机以来,就一直是求新。宋人如此;明人虽模仿,但亦求新,虽然其路不对。
        《南齐书·文学传》说文章易陈旧,故要变化。
        但亦有人求古。钟嵘《诗品》说陶:“笃意真(自然)古。”李白亦主复古,说“圣代复玄古”,要复至建安(“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宋人(苏东坡)有评陶者,说他“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这里所谓“古”,钟嵘所说之“真古”,固然一方面表示散文化,但更重意境 ,向往自然的古代。李白说“圣代复玄古,垂衣贵清真”,亦要自然。所谓“玄古”、“真古”,是要浑然,要回到道家理想之自然状态。这里所谓“古”,是重人生态度、意境方面。不重声律、典故,文字要与口语近。苏东坡说陶“寄至味于淡泊”,又“发纤秾于简古”,虽“淡”却“有味”。“简”,一方面是文字简,而生活也简。在简单朴素之田园生活中,仍可体会出细、厚之味,并详细写出。他们重在人生态度上,而求新者主要注重在文字上。
        苏东坡说颜(真卿)柳(公权)字虽好,却不如钟(繇)王(羲之)之含蓄。在诗方面,李杜虽好,但其前如陶谢,却好在“高风绝尘”。朱熹说陶谢“高风远韵”。他们虽不用“古”字,却含有“古”字之意思。古诗浑成,含蓄,句子简单,但暗示力大。“高远”就是此意。“高”,不是写实际生活;“远”,以简单普遍之话表普遍之情感。“高远”,不说具体事实,而只说永恒的一方面,范围大,不为一时一地所拘。
        “古”又有“典”之意义。“典雅”之“典”,与古有关。“典”就是古代之书籍,所谓“典故”。用“典故”来“求新”是可以的。“雅”就是“正”。在人生态度上,取古代典籍上所示之态度;在辞句上,用典故而求新。说到人生态度,“典”就是儒家之“中道”,“温柔敦厚”之态度。明人成为“古人影子”,这与“典雅”不同。他们只袭古,是下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