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顺逆
《说文》:“顺,理也。”从页,恐怕是说人脸上的理(页,人头)。说及“顺”的,先秦书很多。后来多用来说女子要有顺德。其实不一定说女子。阮元《研经堂集》有《释顺》一文。顺,不单是说顺从,而是说合理。又,古代是有顺天、顺神之意的,因为当时宗教势力很大。顺,包括人类行为与言语两方面。《左传》:“其辞顺,犯顺不祥。”正足以表示这点。 顺,顺理也;而顺理即顺天,不顺则不祥(有宗教意味)。顺则不乱秩序,是合理的。不过,他们把顺理性托辞说成顺神而已。春秋时重“顺辞”,可见那时是相当重理的,国际交涉重此(这是对外)。孔子说:“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为政》),又说:“顺言以远害”(《论语·宪问》)。前就人民方面说,而后则就统治者本身利害来说。二者都说及内政,二者都是以统治者的立场来说的。
《仪礼》:“辞无常,孙(逊)而说。”(《聘孔记》)逊,就是顺,就是要合理。
《左传》常有“有辞”、“无辞”之说法。所谓“辞”,顺辞也,有理则有话说。
“人主出言,顺乎理,合乎民情,则民受其辞。”(见《管子·形势解》,这是战国时书。这表明,战国时已重人事,而不如以前之重天理。)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诗·正月》)好言、莠言,是从言之有用、无用而说的。好,是匀称的;而莠,是杂乱的。“好”本来是从组织上说,但这亦从作用上说,于社会秩序有利。“好言”,亦“顺言”也。
“多言而类,少言而法。”(《荀子·非十二子》)时为战国晚年,辩者多。类,有目的;法,有规矩。
最初说“顺”,重合理;“好”,重作用。荀子语则重语言本身,说话技巧。其实,“顺”是把以上这三方面都包括进去的。
与“顺”相反的是“逆”。
《论语·泰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倍,就是背,即悖。悖就是不合天理、神理。这是说政治上的。
孟子说“知言”,其中论及:“诐(偏)辞知其所蔽,淫(过分)辞知其所陷,邪(路不对)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公孙丑》上)诐、淫、邪都是悖。这是说那时士大夫阶级之情形,尤其指辩者。
“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易·系辞》)这是说那时之知识阶级。惭、枝、游、屈皆悖也,即不合理。理,包括天理、人理、道理、物理。今人批评人家话语,常说“合理”、“不合理”。可见,这标准一直维持到现在。
又说人家的话“正”或“不正”。正、不正,亦顺、逆也。
《墨经》:“语悖”,是指语言本身的。
《仪礼》:“辞无常,孙(逊)而说。”(《聘孔记》)逊,就是顺,就是要合理。
《左传》常有“有辞”、“无辞”之说法。所谓“辞”,顺辞也,有理则有话说。
“人主出言,顺乎理,合乎民情,则民受其辞。”(见《管子·形势解》,这是战国时书。这表明,战国时已重人事,而不如以前之重天理。)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诗·正月》)好言、莠言,是从言之有用、无用而说的。好,是匀称的;而莠,是杂乱的。“好”本来是从组织上说,但这亦从作用上说,于社会秩序有利。“好言”,亦“顺言”也。
“多言而类,少言而法。”(《荀子·非十二子》)时为战国晚年,辩者多。类,有目的;法,有规矩。
最初说“顺”,重合理;“好”,重作用。荀子语则重语言本身,说话技巧。其实,“顺”是把以上这三方面都包括进去的。
与“顺”相反的是“逆”。
《论语·泰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倍,就是背,即悖。悖就是不合天理、神理。这是说政治上的。
孟子说“知言”,其中论及:“诐(偏)辞知其所蔽,淫(过分)辞知其所陷,邪(路不对)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公孙丑》上)诐、淫、邪都是悖。这是说那时士大夫阶级之情形,尤其指辩者。
“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易·系辞》)这是说那时之知识阶级。惭、枝、游、屈皆悖也,即不合理。理,包括天理、人理、道理、物理。今人批评人家话语,常说“合理”、“不合理”。可见,这标准一直维持到现在。
又说人家的话“正”或“不正”。正、不正,亦顺、逆也。
《墨经》:“语悖”,是指语言本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