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称解释的文字为“解故”,如韩非《解老》。以文体论,与子书相仿,后日所谓“论辩体”。韩非《喻老》,是所谓“故”。这与后日叙事文相仿。
        公羊、穀梁释《春秋》,则又不同,却是逐字解释的。这种逐字逐句的解释,就开了后日注疏的形式。这种细碎的解释是战国末年的新文体,乃后日注疏之开端。不过,公羊、穀梁一方面是逐句逐字解释,一方面又是问答体。这是与当时的文体相近,而后日注疏里所无的。这是解释的文体。
        注,把水自一器皿倒到另一器皿之谓也。把今之语言放进去,用来解释古代语言,就是“注”。“六书”里“转注”就是把同时之另一地方言解释此地方言。
        “传”就是传授、传递。《公羊》、《穀梁》称“传”,因是由先生传给学生的。而“注”,则是“注”给大家看的。
        又有所谓“笺”。“笺”就是随便记下来的意思。
        “传”、“笺”今通称“注”,以今释古。
        “疏”,分析也。更详细地分析“注”,曰“疏”。六朝始有义疏,是把“注”分条析目来解释。但严格说来,唐以后始成立。
        注、疏都要逐字逐句解释,故成为太繁、太碎的文体。
        汉时,经学盛,多终身研究一经者。《汉书·儒林传·赞》:“一经说字,百余万言。”可见其繁碎。因此,《汉书·艺文志》又说:“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谓断句取义,便可与人辩论,自主为一派,不顾本义)。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定。”此语道出章句之学的毛病。毛病就在不切实用。
        秦近君说“尧典”二字,就花去五十余万言。说《尧典》第一句“曰若稽古”,就用了三万字(见后人引桓谭《新论》)。
        汉人以经学为求官之工具,故拼命如此。不过,到后汉,人们都知此病,便着重融会贯通各家之说,如郑玄。
        魏晋六朝有“义疏”,重理,讲得较简单,如王弼注《老子》。但义疏不是讲字面,故各人说法不同。可是,还离不了字,故一直至唐。义疏一体,还嫌繁碎。
        《旧唐书》一八九卷上:“儒举传序。太宗……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烦杂,谓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名曰《五经正义》。”唐太宗要标准化,把诸儒义疏各说各的说法统一起来。
        到宋,改称“注疏”,有《十三经注疏》,是继承这一传统而来的。五经义疏要统一、标准化,但仍然是根据自来的解释来这样做的。宋是批评的时代,经学发展成理学、道学。理学、道学是受禅宗影响的,可称为新儒学,对经典重新加以解释,有朱熹《四书集注》。四书指示初学者做人和研究学问的方法,特重做人。《四书集注》和《诗集传》都为人注意。《四书集注》甚至成为国定教科书,到清朝仍如此,《诗集传》中对诗的看法与前人不一,故亦引人注意。《集注》、《集传》一方面集前人大成,另一方面又根据理学、道学而对唐时已一度简单化了的再行简单化,而不是呆板的讲章句(《五经正义》与《十三经注疏》则逐句逐字讲解)。朱子不太重视文义(字面意义),却重用意。他讲用意常会把自己的理论放进去。当时禅学不重繁琐,他很受影响,一方面又因重语录,故要讲得简单明显,比六朝更进一步。
        朱熹的成就不是偶然的,自有其背景。北宋王安石有《新经义》,一方面根据前人解释,一方面又简单化。他重《周礼》等,要人们知道古人为政、为人,使人知其政治哲学。《新经义》当时盛行,作为科举根据。后来他失败了(政治上),而书也连带不为人注意了。他的《新经义》原本要“变学究为秀才”,但他承认,却得到“变秀才为学究”的结果。这是因为人们只重经义(章句),而不重其精神,为传统而传统,却不为现实而传统。南宋时,人们亦感到要简单化,但又要重现实,更感领袖人才之重要。因此,朱熹的“注”就重做人之道理。自他以后,经之解释简单了,故称“经义”,就重大意而不重章句。但读书人却为经学而经学,乃变成八股(元、明对读书人摧残,影响到这一点很大),也就谈不上实用了。
        总之,注疏体裁由繁而趋简。但它终归还是解释文体,终不免繁碎,不能回复先秦韩非《解老》、《喻老》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