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派于清末有之。清末经曾国藩修正的桐城派古文,或称湘乡派,势力大。又有为阮元主骈文一派之反动者,即不分骈散文一派。
        清末谭献(同治以后的批评家,多评词、骈文)《复堂日记》八:“吾辈文字,不分骈散,不能就当世古文家范围,亦未必有意决此藩篱也。不谓三十年几成风气。”章太炎亦此风气之下者。清末仍是桐城派势力领导文坛。谭献等创一种风气,是要调和阮元一派与桐城派,他们的努力相当成功。他们在理论方面大概有两方面:其一,坚持任何一方都是偏畸的看法;其二,骈散不是对立的,而是相成的。
        骈散文之争,自清始尖锐化。但从历史上看,就晓得骈散之讨论不始于清。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丽辞》篇说:“奇偶适度。”古代书籍有时骈句多,有时散句多,就是差不多同一时代亦如此。如《书经》,就较多骈偶句,而《春秋》却是散行的。《国语》里面骈偶句又较多,而《春秋》则是散行。这是因为“文”“质”的关系。作者喜欢“文”多一点则多骈偶成分,喜欢“质”一点则多散行。《春秋》、《国语》据说是同一作者(其实不然),但作风不同。骈散与优劣无关。——《尚书》、《国语》是记言的,《春秋》是记事的。记言的应与自然言语接近,但语言中骈偶句子并不多。这理由似不易说明。但是,我们以为说话用齐整句子较易引起人注意,在感情上较能表达。骈偶句子就整齐,能收到强调所说的话和便利记忆之效。这是由于实际应用的关系。骈文日后能成一体,就有这种实际作用的原因。但日后骈文却是和当时的不一样,而偏畸发展。我们亦以为骈散无关优劣。黄侃认为,为骈、为散是由于个人一时喜好,而我们却以为是因为实际应用的需要。
        黄侃又说,宋以后骈散文分离,二派各不相干。这都是偏畸。阮元以为古文非文,骈文也比散文古。黄以为阮这样主张骈文正统是偏,古文家避免骈偶句子亦偏。实际语言中是有对偶句子的。
        清刘开《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骈中无散,则气壅而难疏。散中无骈,则辞孤而易瘠。两者可以相成,不能偏废。”又说:“世儒……宗散者鄙俪辞为俳优,宗骈者以单行为薄弱,是犹恩甲而仇乙,是夏而非冬也。”刘开是曾国藩后辈,他说,文辞变化虽多,但来源同,同出于道。(我们说,二者同由语言发展而来。)宋以来的骈文全篇对偶,讲“潜气内转”(意思转而不用连词)。但这太难了,故有时不免要用散行句子。如只是骈,则不自然,板重。但用散则力量不够。古文家为防止此病,就着重虚字、声调,使能表情。桐城派就特重此。不过,重声调也是受骈文影响。——刘开的话,可表明那时主不分骈散之理论,虽然他是古文家。
        孙德谦(抗日战争前死)《六朝丽指》:“夫骈文之中,苟无散句,则意理不显。”他的话可补充刘开的。他说,如为人作传,全用对偶,但对偶主要作用为表情而非说明。一篇文章中总得有说明句子。用骈文说明,很难,得用散行。对偶是多用典的,要叙事就不行。为了说明意思与叙事,都要用散行。所以得先用散句说明或叙述,再用骈;或“散在后,骈在前”,则二者各适其用。纯用骈是书启体,这用处不多,非正当的骈文之路。六朝骈文是有散行句子的。只是宋以后才纯骈或纯散。
        这一派人重视声调表情(桐城派后来也只重诉哀)。他们以为骈文表情较好,故主张骈散并用,二者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