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起于清朝时。
        骈文本重表情。曾国藩《湖南文徵·序》:“自东汉至隋,文人秀士,大抵义不孤行,辞多俪语。既议大政,考大礼,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历当代而不改。虽韩李锐志复古,而不能革举世骈体之风。此皆习于情韵者类也。”(情,用比喻等表达;韵,重声调。)
        宋,欧、曾、王、苏等继承韩。义理文在宋大为发达,曾巩这样说。宋以后,义理之文成为定局。
        至清中叶,发生了骈、散之争,人以为要重新估定二者之价值。
        散文末流八股化,只重表情,不重义理。因此有人对散文价值怀疑起来。
        曾国藩只是作说明,而不是为哪一方面辩护。
        与曾同时,有攻击骈文为俳优者。梅曾亮(曾之后辈)《复陈伯游书》:“骈体之文,如俳优登场,非丝竹金鼓佐之,则手足无措。其周旋揖让,非无可观。然以之酬接,则非人情也。”梅是古文家,而早年喜作骈文。清中叶以后,国力渐衰,生活不如以前优裕。这与文体之变不无关系。所谓俳优登场,就是说这种文字不实际。他又在《管异之文集书后》(管异之,名同)说,自己年轻时为骈文,管反对他,说人面可表哀乐,作骈文就如以玉为面具,把面掩闭起来。玉固然漂亮,但不能表情。梅当时反驳,说庾子山《哀江南赋》、徐陵《招杨遵彦书》表情痛快真切。管说,这两篇文章中因意思有限,故骈文仍可表现。但如孟、荀、史迁之意,则骈文不能表达。这是说骈文不如古文,不能应用得那么范围广大。
        桐城派虽重情感,但较骈文来得自然。
        骈文离不了典故,就是得以替代方法来说,不能直说,所谓“借古申今”。清晚叶闽人梁章钜《退庵论文》:“翁方纲云:凡作传志,不宜用四六骈体。盖叙一事而必借古事以述之,何如直叙其事之为明白乎?”骈文用典,要叫人得到典故所代表之感情。骈文虽有说明性质,但着重于表情。
        梅曾亮亦重表现事实(时为艰难时世,要正视事实)。用骈文则不能表细微之情感,也就不能明白表现事实。关于骈文不能明白表现事实这一缺点,就在六朝也有人看到。这是骈文的基本缺点。
        表情叙事骈文不行,而说理又有限。
        韩柳及宋古文家亦作骈文,不过宋之骈文已散文化。
        自唐以来,国家正式文件都用骈文。原因何在?宋祁《宋景文笔记》说:“文有属对平仄用事者,供公家一时宣读施行,以便快。”骈文因读起来堂皇,可表尊严,故流行。这,对平民来说,亦对。今之告示,仍有四字或六字一句,押韵的。这因有音乐性,易于上口,易于记忆,故用之。对士大夫与平民都有以上关系。
        清中叶、末叶之间,有人以为骈文是正宗。古文家梅曾亮懂骈文,而桐城支派之阳湖派,如张惠言、恽敬等,骈文、学问根底都深。他们学桐城派作散文,表示骈文家改作散文。
        但是,清之阮元(仪征人)倡《文选》。他居高官时社会情形也较好,因江都人曾宪重《文选》,他受了启示。他觉古文太空虚,不根据学问,范围太狭,而且那时古文只言情。古文言情就不如骈文有情韵了。他当时在广东有许多学生,共同研究这个问题。他使儿子阮福作《文笔对》,证明古文只是笔,非文;又指导学生作《文笔考》。自己也与人书信往还,讨论此问题。他以为散文不能称古文,因为不是文。他讨论这个问题的主要文章是《文言说》。《易传·文言》解释乾坤二卦,相传是孔子作的,阮亦信之。他说,从此看来,它之所以叫做“文言”,是因为里面用对偶,用韵(如“云从龙,风从虎”等)。古人多靠用口来说,故要话简单,音协和,用韵、用偶,使易记忆。孔子因为用韵、用偶,故称之为“文言”。孔子是正宗,他以用韵、用偶的为文,就是说骈文为正宗。他又于《文韵说》里说,《文心·用韵》篇把句中声调谐和者亦称“韵”,不但用脚韵。他说古文只是“笔”,或者是“言”,是“语”。《说文》:“言,直言。”“语,论难。”都是单行之语,只是六朝人所谓之“笔”。——但他说古人口头传说的也是“文”。不过,这种称“文”的口头语,也许是较特别的一种语言。
        阮元一派影响虽有,但并不大,因那时是散文之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