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一名,见于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骈文”一名,则大概始于清时。
        自韩愈以来,就有“文统”之规模。清,散文以桐城派为代表。且看他们关于“文统”的思想:
        桐城派“文统”有“八家”、“六艺”之说。
        “八家”之来源:自南宋以来,就有人学韩、柳、欧(阳修)、曾(巩)、苏(三苏)、王(安石)等人之文,但仍学其他人。明初,有人说到“八家”,但此说不为人注意。为人注意始于明中叶茅坤,他是复古派之反动,主自然。自从他提倡,“八家”就成了定论。“八家”是桐城派中很重要的“文统 ”。茅坤《八大家文钞序》说:“韩、柳寻六艺之遗。”前此,宋欧阳修偶然得到韩书,特别喜欢,也就特别提倡。由于他地位高,有几个学生,又配合社会需要,于是其说风行一时。
        桐城派继承八家“文统”,认为在文字上,最重要的是“八家”。何焯(清康熙年间人,字义门,文学批评家)《唐宋八大家文钞序》里,比茅坤更进一步地说:“自六《经》三《传》两《国》(《国语》、《国策》),诸《子》递传以来,得史迁而为文章一大宗。”这里是说到古文源流,比茅坤笼统的话说得具体化,特别强调史迁。史迁是文章第一大宗。第二次集大成的,就是唐宋八家。中国文学史上有这两个段落。八家“不恃乎六经之旨,不离乎史迁之法”,虽各自成家而有其共同的地方。这种说法其实从明代归有光就有了。归有光用功于《史记》极深,对《史记》有五色评点本。桐城派诸人亦从《史记》学文章。《史记》不但叙事,而且于叙事中发牢骚,表情感。归有光就重表情感。桐城派亦从此发展。
        方苞《古文约选·序例》说,六经、《语》(《论语》)、《孟》(《孟子》)——根源;《左传》(含蓄)、《史记》——义法(标准,条理)最精;《公羊》、《穀梁》、《国语》、《国策》——其次(指义法其次);两汉书及疏(前、后《汉书》,奏章之类),唐宋八家文——择尤(有好有不好的)。对于子书及骚赋,以为要特别谨慎。诸子在文章组织上太松懈,与后世者不一样,恐学了有流弊。骚赋则与散文相去远,用韵,不能为散文之模范。他把子书与辞赋除外,于是学古文的人就可以向简约方面走去。
        茅坤倡八家,方苞重简约,一方面是对明代复古主张之反动,一方面又与时文体格有关。明清皆以八股文为科举程式。明古文大家归有光亦时文(八股文)大家,其古文不免受时文影响。清阮元就曾经指出这一点。孙星衍亦然。明清人不自觉地选择与八股文相近的古文。唐宋八家文流利严密,与八股文有相近处。方苞选《钦定四书文》,乃八股文之选本。这当然也影响其古文。古文与时文之发展,于明清是一致的。方苞选《钦定四书文》之标准是“清正古雅”。清,指明白;正,指思想正;古雅,指据典引经。至于古文,方苞主“清澄无滓”(见《古文约选·序》),就是要话说得明白。这两个标准都特别重文字方面,二者很相近。
        以上是散文之新统。
        现在说到散文义理,方苞也讨论过这方面。他在《与申戾谦书》里说:“古文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作古文的人,得有天才与学问,还要人格。他于学问之外,还注重观察。自归有光后,多写人生琐屑节目,这就非经书中所有的了,所以要靠观察。
        姚鼐《述庵文钞·序》:“学问有三端,曰义理(指宋学、修养),曰考证(汉学),曰辞章:是三者,苟善用之,皆足以相济;不善用之,皆足以相害。”三者比例适当,则互助。他认为辞章与宋学、汉学并重。这表示,修养之学、考证之学、辞章文字之学,皆可为古文之内容。——他们的理论虽如此,但实际上自己做不到,义理很浅。
        他们又提倡精神。要表现义理不能太呆板。姚鼐《与陈石士札》:“望溪阅《史记》,其精神似不能包括其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止以义法言文,则得其一端耳。”看书要看其精神。精神,就是指其表情之地方。他于另一《与陈石士书》里说“论学不可太涉门面气”,就是要重表情。自归有光以来,都重表情,重精神。曾国藩《与吴南屏书》说,古文各方面都能应用,只是不宜说理。这是因为自归有光以来,受时文影响,着重在表情方面。古文受了小说、戏剧的影响。小说,尤其是戏剧,特重表情。古文不但受时文影响,而且受小说、戏剧重表情的影响。
        姚鼐说,古文不宜说理。这是因为自归有光以来,古文受时文影响,又重表情。时文(八股)有所谓大题、小题,叙事题、口气题。大题者,就是以四书中的一章作题目;但四书有限,大题很容易做完,于是就以其中一句为题,称小题。既然只有一句(如“子使漆雕开仕”),就没有许多道理可说了。于是,小题也就多重情感与描写、重叙事,所谓叙事体。又如:“母违夫子”一题,无多大道理可说,就侧重描写说这话的母亲的口气,与小说、戏剧所重者差不多。时文如此,古文也就容易受影响。
        韩愈时重说理,虽然说得不很好。他也受小说影响(如《毛颖传》)。他的《原道》,人以为是说理说不好的例子。不过这文是着重于宣传,这一目的是达到了。
        曾国藩起来,把只表情的古文范围扩大,亦用以说理。于是桐城派文就又延长了百多年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