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把唐诗分为三期或四期,后来对宋诗亦分。中国文学史上只是对诗有明确的分期。本来,《宋书·谢灵运传》及《新唐书》都有讲及文“变”的,却无明显的分期。
        分期之说,始于南宋末年严羽《沧浪诗话》。他分为:
        盛唐
        大历以还
        晚唐
        他论诗,是自汉魏始;而后人则只注意到唐诗。他以为,论价值,以盛唐为最高,大历(唐代宗)次之,而晚唐为下。此外,他论历代诗体自建安说起。到唐,他又分为:
        唐初
        盛唐
        大历
        元和(宪宗)
        晚唐
        唐初体是继承陈隋之体的。以盛唐为最重要。大历体之代表作家为刘长卿、钱起。刘号为“五言长城”;而钱有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是五律。元和之代表人物为元、白,是长篇的、声调谐和的叙事诗(如《琵琶行》、《长恨歌》)。晚唐代表人物为贾岛、姚合,乃五律。严沧浪没有说到“正”“变”。
        及元杨士弘,见唐人所选唐诗皆偏重晚唐,就在《唐音·序》里说,自晚唐以来,人选唐诗都偏重晚唐。王安石《唐百家诗选》也以为晚唐的好。及宋严羽才重盛唐。杨士弘多看初唐、盛唐的诗集,“然后审其音律之‘正’‘变’而择其精粹,分为始音、正音、遗响,总名为唐音”。从他的话看,可见他以为诗是从音乐出来的,故要从音调方面来看,分为“正”“变”。他“始音、遗响不分类,正音以五、七言古、律、绝分类”。分类的目的,“以见世次不同,音律高下虽各成家,然体制声响相类”。他的选本,上承严沧浪意见加以发挥,以具体例子表示其见解,而沧浪则只有理论。他以为,就唐诗而论,盛唐是正音,其前是发展,其后则变。他是就诗本身来说,以为有“正”“变”的。这种分法,实际上是根据严羽的理论。这可说是“三唐”之说,至于年代(三唐划分之具体年代),则无明显划分。
        明初有“四唐”之说,后人多沿用之。“四唐”之说始于洪武(太祖)年间闽人高棅,所选诗集名《唐诗品汇》,其《总序》说:唐诗各体俱备(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对文体很重视),而且“兴于始,成于中,流于变,移之于终”,各体都如此。这就是把唐诗分为始、中、变、终四期了。他又说:“略而言之,则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这四期中仍有详细之分别,这不必细说。至于四期,他说,初唐之始制,渐盛;盛唐之盛;中唐之再盛;晚唐之变。这里,初唐又分二期,其实是分为五期了。他说的盛与变,亦包含有价值高下之问题在内。他又说:“观诗求其人(这是完全站在欣赏批评的观点方面来说的),因人以知其时,因时以辨其文章之高下,词气之盛衰。本乎始以达其终,审其变而归于正。则优游敦厚之教,未必无小补。”他是以诗教为标准,完全从鉴赏者的立场来说的。他书中把初、盛、中、晚的时代确定了。此外,除了分期,又分品,有所谓“九格”,即九个标准:
        初唐　　　正始(陈子昂《感遇》)
        盛唐　　　正宗　　大家
        　　　　　　　　　名家　　羽翼
        中唐　　　接武
        晚唐　　　正变　　遗响　　旁流
        所谓“正始”,乃继承杨士弘的话,“正”,不是从内容着想,而是说体裁方面,律诗向规律走,古诗向乐府化、散文化走。不过,内容亦有关系,说内容从风花雪月男女之事走向人生之较大的问题去。陈子昂《感遇》诗是初唐“正始”之代表。盛唐,杜是大家而非“正宗”。“正宗”者,题材方面是表现人生较大的问题,而其表现方法是较含蓄的。明人及南宋人主诗要含蓄。杜诗,特别是其古体,就不够含蓄,虽他继承《风》诗正宗之意。但杜是“大家”而不是“正宗”,已“变”,因不顶纯正。李白则恐怕是“正宗”。“大家”是包罗万象的,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名家”则范围狭,而在他那狭小的范围内很精致,如王维,只以五律山水见长。“接武”是接“正宗”与“名家”之武,而非接“大家”。他以为中唐到钱起、刘长卿为止。晚唐从韩愈起,韩(白居易也是)是不含蓄的,比杜更说尽,就是更散文化了,这就是“变”。后来孟郊、贾岛作律诗,却范围狭,写个人事,故是“遗响”。“旁流”,是指方外和尚之类的诗。
        高棅的分期,受严羽、杨士弘的影响。中唐相当于大历,元和则归于晚唐。
        但后来人把元和归入中唐,是对明初高棅之修正。这种修正大概是在沈骐的《诗体明辨》里。今人“四唐”之说,是按沈骐的看法。原因是:明人前后七子都以盛唐为标准,而且特别尊重李杜,这就是重“大家”,而不是只重“正宗”。人们以为韩白等元和诗人是继承杜之散文化趋势的,故不把元和置于晚唐中,而认为元和诗是紧接李杜而发展下去的。初唐大约历时八十年,第二期盛唐约七十年,中唐约七十年,而晚唐八十年。然而,按照历史来说,高棅的分法似较妥。
        分期与模拟有关系。故创作理论改变,则分期亦随之。唐诗最盛,而且变化特多。又,唐诗实是大的分水岭。自汉至唐玄宗开元时一个时期,是诗的时期;而天宝以后可说是散文时期,连诗都散文化了(杜亦多散文趋向)。
        明末钱牧斋说分期不对,因为是分不开的,诗里各家有各家特长。比方孟浩然,他是初唐又是盛唐人,如硬说他盛唐,就不对了。
        不过,我们以为分期只是为方便计,为看出潮流趋势计。当然,时代是不能分割的。
        后人研究、模仿唐诗,都接纳“四唐”之分法,可见这是有相当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