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佛经名词,有所谓多义不译。如“般若”二字是多义的,其意约等于“智慧”而意更丰富,所以找不出能表其意的相当字眼来翻译。“多义”字就从此而来。
        (1)表里
        ①文义
        ②意思
        朱熹说,讲诗如只知文义,看不出诗的好处来。如林和靖《梅花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字却平常(从见与嗅,可知梅花),而却有言外之意。只知字面上意义是不够的。要看出精神来(这两句暗示梅花之幽独,清而且艳乃梅花之个性),才是活动的,始觉诗句有意思,好:“活动有意思,跳掷叫唤。”就是说,这样才能使人感情移入。他说:“晓得文义是一重,识得意思好处是一重。”文义与它所表现的意思、情感,分明是表里二层,言在此而意在彼。
        (2)夸饰
        ①增溢
        ②讽谕
        王充《论衡·艺增》篇就说到增溢,认为褒贬总是要增溢的。这种情况有几方面,最明显的是从数量上增加,如“九死一生”、“虽九死其犹未悔”、“罪该万死”等,都是。李白诗“白发空垂三千丈”亦然。又有一种不是数量而是程度上的增加,有称为形容者。如《礼记·杂记》说晏子祭其先,“豚肩不掩豆”,就是(据汪中《释三九篇》),形容其极省俭也。《诗·谷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亦极言女子被弃后饥饿之痛苦。《诗·云汉》:“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亦极言人死得多。杜诗“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以手把头发搔得更短少了,这是形容忧多发稀。——这都是因为多义,有表里,不能拘于文字。
        《史通·叙事》说及讽谕:“理兼讽谕。”讽谕,他举例,是说及表情方面的,如“逆臣”——“问鼎”、“巨寇”——“长鲸”、“邦国初基”——“草昧”、“帝王兆迹”——“龙飞”等等。他说,比兴是免不了的,但后人都用滥了。如上所举例,以后代前(即以“问鼎”等等代“逆臣”等等),就是用滥了的。用诗的文字(语言)作夸张的比喻,是不客观的。又,说它用滥,是因为上面例子里后面的词语本是表情的,是比喻,后来却用作代词,不能引起感情,而成为不切实了,这就不对了。这是受词赋影响使然。
        “天渊”,是差别很大的意思,用惯了就把差别很小的也用此词语了。比喻成为代语,表情部分磨光了,成为不切实。这样就失去了效用。
        寓言,庄子常用。寓言本是表情,而不是叙事,所以同上面所说的没关系。
        “夸而有节,饰而不诬”,这是《史通·叙事》篇订下的原则。代语则使言外之意减少。
        在诗文中亦常多有惯用典故与比喻的,这就使“多义”这一点减少。所以应有新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