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言不尽意
        言不能把意思完全表达出来。
        ①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语见《易·系辞》(战国时人作)。孔颖达《正义》解释说,说话时多繁碎,而记载时与说话不一样,又有方言、声音、表情的关系,故“书不尽言”。又,有许多很深、很委曲的意义语言不能表达,故“言不尽意”。他的解释,是常识的看法。
        ②意不称物,文不逮意
        见陆机《文赋》。他说,作文时常会觉得对事物不能完全了解。我们想得清楚的,只是一部分,对事物有大部分是想不清楚的。在我们写下来时,意思又打了一个折扣。他说:“意翻空而易奇,文征实而难巧。”因此,写下来的文字自己觉得不满意,看别人文字亦有不满意之感,就是这个缘故。陆机的看法,也是常识的看法。
        (2)得意忘言
        语见《庄子·外物》篇。
        ①糟粕
        《庄子·天道》篇说,世人要学道,只在书中求,而书中无非语言。最重要的是意思。但意思常有不能表达出来的。他举齐桓公的故事为例,说齐桓公在堂上读书,轮扁问他作何事,他说读书。扁说,古人已死了。如同我造轮子,对木料松紧等许多都靠自己感觉,虽儿子不能传授。古人已死,其感觉又不能表达于书中,书乃古人之糟粕而已。
        ②筌蹄
        捉鱼靠筌,捉兔靠蹄。语言只是筌与蹄。得鱼忘筌,得兔忘蹄,故得意忘言。言语不过是给我们暗示的工具,它本身并不重要。
        当时儒家、名家都拘拘于文字,死抱着不放。庄子的意思,是对他们的反动。
        上述这类说法,到魏晋道家盛行时又有所谓“言意之辨”,把战国时的说法重新扩大。
        (3)解故教化
        汉有察举制,后来有毛病。后汉以来有所谓形名之学,看人的相貌和言语来批评一个人。汉末许劭有所谓“月旦评”,就是这回事。批评人,从“形”来看,有时会看不准,从外表常会看不出性格。于是发生了表里不一的问题。“言”亦“外”,而“意”乃“内”。于是发生了“言意之辨”。这是从实际政治而来的。
        ①解经作注
        后汉解经是呆板地逐句解,是客观的说法,这就变成很琐碎。王弼就起来注重成片段地讲解,把自己的主观放进去。又如郭象注《庄子》,就借以发挥自己的哲学。如《逍遥游》首段,庄子明说“大”好,而郭象却说“小”“大”都好。由于这种风气,那时人们就把孔子道家化了,以自己的意思解释经典。
        ②调和三教
        既然以自己的意思释经,就使道儒混合。表面上,从语言上,道儒不一;但实际上却是合一的。如是,三教就调和了。孔子少言性与天道;之所以少言,是由于性与天道非言所能表达。所以,儒、道并不冲突。这样,儒、道就调和了。
        佛之《般若》讲方便,《法华》讲权教,这都是说及语言不能达意的。把语言一关打破,三教就调和、合流了,这就有所谓“义学”。
        圣人讲名教,老庄讲自然。调和者说,名教是对世人说的,孔子也说“天何言哉”,也讲自然。所以阮修说二者“将毋同”,时称“三语悟”。
        (4)通玄宅心
        ①赏会
        ②神形
        通过意言之辨,不拘拘于语言,才能直接赏识宇宙之美,如王弼是。又,嵇康亦赏识天地和美。晋人对山水气候之和美能欣赏,就由于离开了实际人世,不拘泥。
        竹林名士要旷达,他们得意忘形。又有一种人是不“务实”的,亦是得意忘形。所谓“江左风流”,就是指他们。他们这些风流之士对道德不重视,如王衍贪污,但从不言钱,称之为“阿堵物”是。
        到了唐代,有禅宗起来。禅宗对言语亦看不起,他们更进一步,不但说“言不尽意”,而且滥用语言,或说活用语言。如说,何谓“西来意”,这“西来意”根本是不能说的,是最根本的东西,说这不是,说那也不是,一说就不成了,不对了。但他们却说,“西来意”就是一口吸尽西江水或一棵树。这就是说,“一口吸尽西江水”是不可能的,“西来意”亦不可能说。“一棵树”,就等于说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他们这样说,似摧毁语言,但实在却是增加语言之暗示力,后日诗文受此影响大。他们又有“棒喝”,是更进一步,以为一切行动都有暗示力,不但语言有。他们增加了语言、行动之暗示性,对文学关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