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

        蜀邹容为《革命军》方二万言,示余曰:“欲以立懦夫,定民志,故辞多恣肆,无所回避,然得无恶其不文耶^②?”余曰:凡事之败,在有其唱者而莫与为和^③,其攻击者且千百辈,故仇敌之空言,足以堕吾事实^④。
        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⑤,宰割之酷,诈暴之工^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⑦。然自乾隆以往^⑧,尚有吕留良、曾静、齐周华等持正义以振聋俗^⑨,自尔遂寂泊无所闻^⑩。吾观洪氏之举义师⁽¹¹⁾,起而与为敌者,曾、李则柔煦小人⁽¹²⁾,左宗棠喜功名、乐战事⁽¹³⁾,徒欲为人策使,顾勿问其韪非枉直,斯固无足论者⁽¹⁴⁾。乃如罗、彭、邵、刘之伦⁽¹⁵⁾,皆笃行有道士也⁽¹⁶⁾。其所操持,不洛、闽而金溪、余姚⁽¹⁷⁾。衡阳之《黄书》⁽¹⁸⁾,日在几阁。孝弟之行,华戎之辨,仇国之痛,作乱犯上之戒,宜一切习闻之⁽¹⁹⁾。卒其行事,乃相紾戾如彼⁽²⁰⁾。材者张其角牙以覆宗国,其次即以身家殉满洲,乐文采者则相与鼓吹之⁽²¹⁾。无他,悖德逆伦⁽²²⁾,并为一谈,牢不可破。故虽有衡阳之书,而视之若无见也。然则洪氏之败,不尽由计画失所,正以空言足与为难耳。
        今者风俗臭味少变更矣⁽²³⁾。然其痛心疾首,恳恳必以逐满为职志者,虑不数人。数人者,文墨议论,又往往务为温籍⁽²⁴⁾,不欲以跳踉搏跃言之⁽²⁵⁾,虽余亦不免是也。
        嗟乎! 世皆嚚昧而不知话言⁽²⁶⁾,主文讽切,勿为动容。不震以雷霆之声,其能化者几何?异时义师再举,其必堕于众口之不俚⁽²⁷⁾,既可知矣。
        今容为是书,一以叫咷恣言⁽²⁸⁾,发其渐恚⁽²⁹⁾。虽嚚昧若罗、彭诸子,诵之犹当流汗祇悔⁽³⁰⁾。以是为义师先声⁽³¹⁾,庶几民无异志⁽³²⁾,而材士亦知所返乎⁽³³⁾。若夫屠沽负贩之徒,利其径直易知而能恢发智识⁽³⁴⁾,则其所化远矣。籍非不文,何以致是也⁽³⁵⁾?
        抑吾闻之,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容之署斯名。何哉? 谅以其所规画,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³⁶⁾,犹有当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³⁷⁾。
        
        〔注释〕
        ①本篇选自《章太炎政论文选集》。《革命军》,邹容作。邹容(公元1885年—1905年),字蔚丹,四川巴县人,近代民主革命烈士。因写《革命军》被捕,1905年4月3日死于狱中,年仅21岁。《革命军》,写于1903年,是近代民主革命初期号召民众起来革命的一篇著名论著。②恣肆,无所顾忌。恶(wu勿),嫌。③唱,通“倡”,倡导。和(he贺),跟着唱,这里是响应。④空言,不切实际的言论。指反革命舆论。堕(hui灰),通“隳”,毁坏。实事,指切切实实的事业。⑤吞噬(shi是),侵吞。逆胡,指清朝统治集团。⑥工,精。⑦昌言,善言,直言。⑧乾隆,清高宗的年号(公元1736年—1795年)。以往,以前。⑨吕留良,崇德(今浙江桐乡)人,明清之际思想家。明亡,削发为僧,著有《维止录》,主张反清复明。曾静,湖南永兴人。受吕留良影响,曾派学生劝说川陕总督岳钟琪举兵反清,被岳告发,遭杀害。齐周华,浙江天台人。因作《为吕留良等独抒己见奏稿》被清政府杀害。正义,正理。指民族思想。聋俗,旧谓不辨美恶的世风。指安于清朝统治的社会风气。⑩自尔,从此。寂泊,无声无息的样子。(11)洪氏,指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12)曾、李,曾国藩、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要人物。柔煦(xu绪),温顺。这里作贬义,卑顺。(13)左宗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要人物之一。(14)策使,驱使。韪(wei伟)非枉直,是非曲直。(15)罗、彭、邵、刘,指罗泽南、彭玉麟、邵懿辰、刘蓉,都是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帮凶。(16)笃(du赌)行有道,品行纯厚,又有学问。(17)操持,掌握。这里指所信奉的。洛、闽,程朱理学。洛,指洛学。以北宋程颢、程颐为首的学派,因二程是洛阳人,故名。闽,指闽学。以南宋朱熹为首的学派,因他曾在福建的建阳(福建别称“闽”)讲学,故名。金溪、余姚,指陆王心学。金溪,指南宋陆九渊的学派,因他是江西抚州金溪人,故名。余姚,指明朝王守仁的学派,因他是浙江余姚人,故名。(18)衡阳,指王夫之,他是湖南衡阳人,明末清初唯物主义思想家。《黄书》,王夫之的政论著作,内容着重总结汉族统治者在民族斗争中失败的历史教训。(19)孝弟(ti替),孝,指顺从父母、先祖;弟亦作悌,指顺从兄长。都是儒家的伦理道德。(20)卒,终,结果。紾(zhen诊)戾,违反。(21)宗国,古代称同姓的诸侯国家。这里指太平天国。(22)悖(bei倍)德逆伦,违反封建的伦理道德。(23)风俗臭(xiu秀)味,指不好的社会风气。(24)温(yun运)籍,同“蕴藉”,含蓄不露。温,通“蕰”。(25)跳踉(liang良)搏跃,双脚跳动,挥拳搏击。这里指文字慷慨激昂。(26)嚚(yin银)昧,愚昧。话言,善言。这里指比较深刻的道理。(27)异时,将来。不俚,不通俗。(28)叫咷(tao桃)恣言,大声疾呼,畅所欲言。(29)惭恚(hui会),惭愧愤恨。(30)祇(qi其)悔,大悔。(31)先声,指革命前的舆论。(32)庶几,也许可以。(33)亦知所返,也知道回头。(34)径直易知,直截了当,通俗易懂。恢发智识,扩大见识启发觉悟。(35)籍(jie借),通“藉”,假使。(36)材性,指人的本性。(37)共和,史称“共和行政”。公元前841年,周厉王暴虐,“国人”起义,厉王出奔,由共伯和摄行王事,号共和元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有正确纪年的开始。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即公元1903年。
        
        〔分析〕
        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上海出版了一本奇书。它 既有层层深入的理论阐述,又有激昂慷慨的闿切陈辞;它旗帜鲜明地宣传推翻清王朝统治,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它大声疾呼地号召人们团结起来,为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共和国而奋斗;它文辞浅显通俗,易晓易懂;它感情激荡昂扬,震撼人心;它文字简洁,全书只有两万多字。此书一出,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欢迎,发行量高达100万册以上,从而极大地鼓舞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向前发展,可以说是辛亥革命的重要舆论准备之一。这部书,就是青年革命家邹容的杰作——《革命军》。
        本文是章炳麟为《革命军》所作的序。全文分为五段。
        第一段,由邹容的设问,提出了一个问题:“欲以立懦夫,定民志,故辞多恣肆,无所回避,然得无恶其不文耶?”邹容撰写《革命军》的目的,是为了发扬革命舆论的威力,使四万万处于“懦夫”地位的炎黄子孙,奋发图强,确立推翻清廷,反抗列强,建立共和的信心和决心。所以,他所写的文辞,犹如汹涌澎湃的洪流,一泻千里。然而,中国传统的文学作品,都以“温柔敦厚”为原则,像《革命军》这样的作品,是不是会被人指谪为粗俗而没有文采呢?
        第二段,作者就“革命舆论”这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凡事之败,在有其唱者而莫与为和,其攻击者且千百辈。”极力强调了革命舆论的重要性。只有少数人倡导,没有多数人响应,事情就无法成功;而反革命舆论的猖獗,又往往会蒙蔽不少的人,使事情更难成功。因而,革命舆论是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段,作者通过太平天国失败的历史教训,进一步论证了舆论的重要作用。作者把当时与太平天国为敌的人分为三类:一类是曾国藩、李鸿章等“柔煦小人”,即清王朝的忠实走狗;一类是左宗棠等“喜功名、乐战事”的人,据说太平军过湖南时,左宗棠曾去献谋献策,因不被采用,转而投奔清朝,反过来进攻太平军;一类是罗泽南、彭玉麟、邵懿辰、刘蓉等一批所谓“笃行有道”的文人,他们平日道貌岸然,甚至把王夫之的反清著作《黄书》放在案头经常翻阅,但到关键时刻,却成为清朝的走卒和打手,不惜抛弃自己的性命,与太平天国为敌。这些人为什么把是非曲直弄颠倒了呢?是因为受到曾国藩之流所制造的反革命舆论的影响。所以,作者做出了以下的判断:“洪氏(指太平天国)之败,不尽由计画失所,正以空言(指反革命舆论)足与为难耳。”
        第四段,作者热情地赞颂《革命军》为革命舆论所作的重大贡献,从而正面地回答了第一段提出的问题:只有“辞多恣肆,无所回避”,才能发聋振聩,“为义师先声”——革命的舆论是革命武装斗争的必要准备。对于一般不了解革命的人,这种“雷霆之声”,可以激励他们为革命坚定信心而“无异志”;对于一些具有才能,但对革命认识不清的人,这种“雷霆之声”,可以使他们幡然醒悟,“亦知所返”;对于那些受清朝反革命舆论影响,甚至与革命作对的人,这种“雷霆之声”,有可能使他们“流汗祇悔”。至于《革命军》的“不文”,即不用传统的所谓“文采”,而用通俗的文辞写来,对于当时多数缺乏文化的劳苦大众,即所谓“屠沽负贩之徒”来说,是一件大好事。通俗的文辞能使他们“径直易知”,“恢发智识”,易于引导他们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因而作者认为“所化远矣”。
        这里,作者对过去的革命舆论进行了再认识,并且作了自我批评。作者认为过去宣传革命的文章,“往往务为温籍,不欲以跳踉搏跃言之,虽余亦不免是也”。也就是说,革命的舆论,应该用通俗的语言,毫无顾忌地大声疾呼,才能为革命事业大叫大喊,发挥威力。这是作者对《革命军》的重大贡献所作的进一步肯定。
        最后一段,概述《革命军》命名的由来,为“革命”一词作出了新的解释。在古代,“革命”指的是改朝换代。封建统治者认为皇权“受命于天”,皇帝就是“天子”,朝代的更迭就是天命的变革。而《革命军》所讲的“革命”,不仅要推翻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建立民主的共和国,而且还要在“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等各个方面,进行一次彻底的社会变革,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因此“大言之曰‘革命’”。据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这一代革命者的远大目标和雄图大略。
        《革命军》是一本宣传民主革命的书,但这篇“序”,却不是从概述全书的内容来进行评论和介绍,而是从《革命军》写作的“叫咷恣言”的特点,深入地阐述革命舆论的重要作用;从《革命军》命名的由来,具体地阐述社会革命的重要意义。这样,“序”与全书相辅相成,发挥了更为广泛、更为深入的宣传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章炳麟与邹容的革命友谊,也以《革命军》一书而达到了最高峰。
        1902年邹容留学日本时,就参加了反清的革命斗争,酝酿写作《革命军》。1903年,俄国出兵侵占我国东北,邹容与留学生们奋起抗争,受到清政府驻日官员的阻挠。邹容忍无可忍,愤然剪去了清政府在日监督留学生的官员姚文甫的辫子,辍学回国,到上海参加章炳麟执教的爱国学社,并完成了《革命军》全书的写作。
        这一年,章炳麟在《苏报》上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批驳保皇派的谬论,斥责光绪帝为“载湉(光绪名)小丑,未辨菽麦”;并在《苏报》上发表了《革命军序》,鼓吹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掀起了巨大的革命浪潮。清政府卑劣无耻地勾结帝国主义,由租界当局出面,逮捕了章炳麟。邹容为了救护同志,挺身而出,自动投案。章、邹二人在狱中坚持斗争,在会审公堂上继续宣传革命,成为生死与共的刎颈之交。
        1905年4月3日,在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的迫害下,邹容死于狱中,其时刚刚二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