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教育家凯兴斯泰纳提出了一种学校制度——“劳作学校”。凯兴斯泰纳提出“劳作学校”的重要任务主要有三项:第一,职业准备,即个人未来职业的准备;第二,性格陶冶,即职业训练的伦理化;第三,社会共同工作的能力和精神的培养。这三项任务突出地代表了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教育要求,反映了所谓“劳作学校”的反动性。
        (1)凯兴斯泰纳虽然强调“公民教育”要为国家利益服务,但他把这种冠冕堂皇的口号实际限制在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中的个人未来职业的准备。这不仅是反映了他的狭隘的职业教育观,而且客观上也缩小了国民教育的范围,降低了国民教育的质量,培养的只是唯命是从的工作机器。
        他认为世界形势已今昔不同,过去那种种牢固的阶级组合已消灭,而且从工业发展以后,工人的生活状态也随之改变。因此德国的国民学校应把学生未来职业的准备作为一项基本任务。可见他的“劳作学校”是以抹杀阶级斗争为基本理论基础的。
        同时,他所主张的劳作教育,实际上仅限于手工业活动,带有狭隘的手工业性质,与当时的大工业生产没有丝毫联系,目的只是对学生某项职业给以一定的训练并满足其天性的要求(依他说,儿童在十三、四岁,对手工农动具有明显的本能的兴趣)男孩的劳作教育主要是木工、钳工等,女孩主要是家政和家务管理。劳作教育并没有把劳动与普通知识的掌握结合起来,也没有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相反,而主张一种国民学校的“独立劳作科目的教学,”以促进“学生身体工作的精神发展。”这显然是歪曲现代教育的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要求的。
        (2)“劳作学校”的所谓“性格陶冶”本质上就是要学生——未来的工人出于个人内心要求地、自觉地拼命替资本家工作。凯兴斯泰纳把这种任务称为“有意识的伦理化”或“职业训练的伦理化”,所有一切训育和教学都应遵此而行。所谓“有意识的伦理化”,按照他的解释,乃指个人为了增高自己内心人格的价值,对一切工作都愿意不自私地去做,并且日日如是,习以成性。这实际上是在麻痹学生,使其甘受剥削,努力生产、毫无怨言。这实在是垄断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伦理。
        (3)要求“劳作学校”在组织各科教学时贯彻“团体工作”原则。他认为学校教育事业必须以团体工作的精神为基础,这种所谓“团体工作”是以抹杀阶级差别,鼓吹大日耳曼的沙文主义为其思想基础的。
        凯兴斯泰纳的“劳作学校”有意识地降低了普通劳动者的基础文化知识的教育水平,主张要以极少的知识材料得到极多的适应力,本领和工作兴趣,以完成国家公民教育的使命。在凯兴斯泰纳看来,学生在国民学校里,不必学许多系统的学科,只学习一部分课程就已足够。他所注意的,只是加强技术的训练,毫不考虑以丰富的科学知识武装学生。这种教学与与现代教学要求的“少而精”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也谈不到提高教学质量。这种有意地降低普通劳动者的智力教育水平的做法,是极端反动的。
        凯兴斯泰纳还要求把其“劳作学校”的教育精神贯彻到成人的补习学校中去。他自己在慕尼黑领导普通教育工作的时期,创设了这种学校。其主要目的是(1)提高本门职业的工作效率,培养爱好劳作的感情以及与劳作有关的各项道德品质,如勤奋,耐心,负责、自制和习于紧张生活等;(2)使学生了解自己与他人及国家的关系,遵守卫生纪律,把已有的知识应用于实际,培养个人自治、公正、义务及高度责任心。而这种补习学校的知识教育则是很贫乏的。课程里只有读、写、算和自然常识,且均以迫于某项专业为限。
        因此,凯兴斯泰纳的“劳作学校”,不论是国民学校或是补习学校,其智力教育水平都是很低劣的。他自己也曾说:重要的不是传授那些知识,而是要使这种学校培养出工人来。必须培养儿童绝对服从的习惯,要他能及时准确地完成给他的任务,必须让他养成献殷勤的习惯。这种教育的实质,就是要为垄断资产阶级训练称心如意的奴仆,既能替主人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主人的安宁的工作机器。实际上,这种教育根本不能满足大工业生产的需要,也不能带来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进步。即从垄断资产阶级的要求来说,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失败的教育。
        因此,正如克鲁普斯卡娅所说:只要学校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那么劳动学校就是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一种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