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30日,苏联顿巴茨矿区的采煤工人斯达哈诺夫,创造出一项内采煤高出定额14倍的新记录,这一先进事迹被加以推广,成为以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的,并以斯达哈诺夫命名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当时的中国,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略前夕。1936年7月,诗人蒲风受苏联斯达哈诺夫运动的影响,提出了要在诗歌上也搞斯达哈诺夫运动。他认为开展诗歌上的斯达哈诺夫运动,有着三个方面的意义。首先,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人们被迫发现最后的吼声,客观上新诗歌运动已在蓬勃发展,依靠众多诗人的努力,它会更加蓬勃兴旺。其次,文坛上存在着系统的封建主义,为了中国文学的前途,改变文学创作的薄弱状况,就应加紧努力而且认真地创作。第三,新诗歌的斯达哈诺夫运动,不仅要求作品数量的增多,也要求作品质量的精进。特别要注意个性化,深刻化,反对“千篇一律”的弊病。蒲风之所以倡议发起这项运动,除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外,他主观上相信唯物辩证法,他相信量变会导致质变,诗歌的数量多了,就会发生质变。开展诗歌的斯达哈诺夫运动,就会鼓舞诗人努力创作,随着作品数量的增多,质量也必然能够精进,诗坛就会有新的面貌。但是遗憾的是,虽然蒲风身体力行,诗的产量十分可观,可是质量却未见提高,而且在实践中还导致一些粗制滥造作品的产生。
        诗歌的斯达哈诺夫运动,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混淆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差别,违反了文艺创作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