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学”是在20世纪初在“新教育运动”的推动下产生的一种资产阶级教育理论,它主要由生物化教育理论和实验教育学演变而来。1911年在比利时著名教育家奥维德·德可乐利的推动下于布鲁塞尔召开了“儿童学”的第一届国际会议,德可乐利被选为主席。以后“儿童学”在美国、欧洲各国广为流传,甚至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也一度泛滥过。其核心主张认为,儿童的发展是由生物化遗传决定的,或为儿童所受的社会环境影响所决定,而一旦形成这种影响,就终身不可改变。
        苏联的布隆斯基强调生物化遗传对儿童发展的作用。他和其他儿童学者们一道竭力宣传儿童学的科学性和正确性,1924年苏联建立起儿童学的学术研究机构,并常召开学术会议。布隆斯基在其所著的《儿童学》和《教育学原理》中提出从生物学遗传学说的角度来研究儿童的“儿童学”是教育工作的主要依据;教育的目的即在于促进儿童生物学方面的天赋的发展。他还企图以儿童学取代教育学,认为以对儿童的身体、智力测验为主要内容的“儿童学”才是真正的教育科学,而教育学只不过是儿童学的附属部分。布隆斯基开了以儿童学代替教育学的先例,为苏联20年代末30年代上半期把儿童学凌驾于一切教育之上的做法埋下了祸根。重视儿童身心研究,要求教育应考虑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并无错误,但儿童学把促进儿童的生理与心理发展视为教育的全部目的,只从生物学遗传角度研究儿童而不从社会的角度看待儿童是错误的,而且试图用儿童学来取代教育学则更不足取。
        还有一部分儿童学学者强调环境影响对儿童发展的作用,认为对儿童的研究不能只注意到生物性的遗传因素,还应考虑到儿童所生活于其中的周围环境的作用。这种观点宣扬历史条件不随人的意志而“自流”地发展着,人对环境无可奈何只能受其主宰,什么样的环境就会造就什么样的儿童,在恶劣、穷困环境中生活的儿童必然智力落后而不能受教育。这种观点根本不理解人的改变和环境改变一致的辩证法,是一种典型的“宿命论”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极为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