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林在《党史通讯》1987年12期上撰文对“一二·九”学生运生的失误作了分析。他认为,半个世纪前的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对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促成全面抗战的局面,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一爱国运动也曾出现过学生运动常见的小资产阶级过激式的“左”倾偏向,其具体表现为:
        一是无限期罢课,打消耗战。在示威游行后,学生情绪高涨的情况下,以适当罢课来巩固运动的成果是必要的。但是,学生没有在罢课达到一定目的后乘胜收兵,反而两次做出了无限期罢课的决定。
        二是下乡宣传中的偏激行为。在下乡宣传中,有些宣传口号过高,脱离实际。一些激进的学生只是热烈拥护苏联,容不得反对意见。
        三是以“三·三一”游行为典型的冒险主义。1936年2月20日,国民党政府颁布《维持治安紧急办法》,在这种白色恐怖下,学生运动本应注意保存力量,避免硬碰。但北平学生1000余人却于3月31日在北平大三院礼堂举行大会,追悼惨死狱中的北平十七中学学生郭清,并举行了抬棺游行。结果,学生队伍被军警打散,被列入“黑名单”的一些学联干部和民先队负责人,在这次游行中被捕。
        四是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首先对中间学生不够重视。忽视了中间学生的读书要求,甚至给想读书的学生扣上“反动”、“汉奸”等帽子。其次,在师生合作方面也有不足。运动初期,师生对立较为突出。教师对学生的行为稍有异议,便遭学生指责。再次、没有争取学校当局这个暂时的同盟者。
        这些“左”的偏向,使“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意义和实际作用受到了一些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