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前后的教育改革,在历史上树立了丰功伟绩。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学校与科举、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的斗争中,在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上,对于封建教育的废除、资本主义新教育制度在形式上的确立,起了奠基的作用。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艰难成长起来的,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显得异常软弱;又由于他们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使他们在斗争中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因此,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新派所提倡的新文化新教育,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在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封建复古思想的联合进攻下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去了灵魂。这种失败的主要教训在于:
        一是,维新派的教育改革,当时还不可能完全摆脱封建教育的羁绊。比如他们为了宣传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就强调中西文化的一致,这样固然易于为人们所接受,也利于回击顽固派的非难,但是这种片面的做法也必然导致对封建旧教育批判不力。他们虽然提倡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对八股科举的抨击不遗余力,但是他们进行改革所依据的理论武器却主要是孔子改制说。就是说,他们一方面竭力抨击封建文化教育,一面却又依附“圣贤”。在封建主义旗帜下,对封建教育进行改革,这就决定了这种改革必然不可能是彻底的,因而,资产阶级新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
        二是,在教育改革与整个社会改革的关系问题上,维新派又往往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尽管他们有时也指出政治律例和官制改革的重要,但综观维新派全部的理论与实践,他们实行变法的主要思路是:废八股、变科举——兴学校、学西方——开民智(其实主要是绅智)——君主立宪。这就是说,通过教育改革,就可以使社会获得最终的改变。这就过高地估计了教育的作用,割裂了教育与社会的联系。
        三是,维新派的改革家们在戊戌时期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奴化教育的实质,这是他们的教育改革最终归于失败的又一个原因。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封建政权的后台和靠山,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教育的盟主。帝国主义一方面通过传教士开办教会学校等方式直接对中国进行文化教育的侵略和浸透,另一方面则支持反动的封建势力,阻碍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教育独立自主的发展。帝国主义的目的,是要变中国为它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可惜当时的维新派还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总以为西方的先生们会真诚地帮助中国的学生们变法自强,因而就难免被帝国主义分子的宗教家、慈善家和教育家的外衣所迷惑,他们特别是对英日两国多少存有幻想。这样,就轻视了对于实际上作为反动文化教育盟主的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批判。
        戊戌维新的教育改革,作为整个维新变法运动的一部分,它遭到夭折的厄运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其他多方面的原因。比如,维新派注意了改革,却没有考虑因改革而丢掉饭碗的一大批旧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没有最大限度地分化、孤立对立面;其次,一场重大的改革,没有自上而下的组织保证也是难以彻底,难以持久的。当时地方上的官员,像湖南陈宝箴、黄遵宪、江标这样倾向维新的人实在为数不多,多数是对改革采取阳奉阴违态度,或者等待观望、或者拖拉推诿。再次,维新派对于积久成是的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没有给予充分的做计,而是寄希望于光绪皇帝诏令的威力,结果改革过程中遇到重重阻力,改革极不彻底,旧的一套教育、宗旨、内容和方法,时而沉渣泛起,借尸还魂,比如中体西用的教育宗旨,尊孔读经的教育内容以及科举的幽灵时时复辟。
        当然,这一切并不是维新派人士个人的悲剧,而是特定背景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剧,这就是我们不可苛求古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