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推崇教师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师”是“道”的载体,是造就贤才,移风易俗不可缺少的,并对教师的任职条件和修养提出了一系列高标准要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良好的师生关系的集中体现。古代也流传许多尊师爱生,教学相长的佳话。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的现象,为选士服务的教育制度,在另一方面又客观地阻碍着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因为,既然士人主要学习内容是举业,而不是老师的传道、授业,并且又以呆读死记、因循袭旧为捷径,那么,教师的作用就在可有可无之间了,这在本质上否定了师生关系的存在。
        从举业的内容看,无论是攻读儒经,还是写诗作文,都完全可以通过自学的方式进行,并非一定要求助于师。所以唐代赵匡还在科举制度建立伊始就批评它致使士人学习“但务钞略”,“当代寡人师之学”。翰愈作《师说》也感叹道“师道之不行也久矣”。宋代太学常常是临近科考时大家一涌而入校求师,为的是争取获准与考的资格,等报考阶段一过,则“诸生散归、博士倚席”,学校成了空架子。尽管政府采取了不少对策,终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至明清时,索性允许学生可以在家肆业,只需定期参加学校的平时考试或活动即可。实际上除少数注重切磋学问、增进道德的书院或私学外,学校主要教学活动就是进行各种考课,以此检查、督促学生完成学业,并起到科举预备考试或模拟考试的作用。至于连考课都是能省便省、可谓名存实亡的学校也不少见,但并不影响生员报考科举。
        学校日常教学既徒有空名,师生关系实际也名存实亡。尤其是官学,本带衙门色彩,学生见师如同见官,规则严格。统治者为防范结党营私,也不允许师生关系过于密切。况且,学生入学是作为获取功名的途径,教师司职也是作为仕途的一站,大家都象是临时相聚的旅伴。如朱熹所描述的:“师生相见,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闻德行道艺之实。”师生关系淡漠到这种程度,恐怕任何教育教学原则都谈不上了。这正是沦为科举附庸的封建教育制度所必然产生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