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已是宦官当道的罪恶世界,科场是他们插手的重要市场。太监权力的极度膨胀,使他们无视国纪王法,竟直接把黑手伸到科场中。权势最显赫的大太监刘瑾更是骄纵不法。在正德三年的一次会试中,他公开拿着一张五十人的名单去找主考,勒逼考官强行录用。因名额所限,主考官不敢作主,他又去请皇上再扩大五十个名额,这样,在这次的会试中,中进士的竟达三百四十九人,这就是刘瑾一手作梗的产物。步其后尘的大太监魏忠贤,更是飞扬跋扈,他不仅常以敕令直接决定人选的录用,甚至还有权派遣主考和副主考官员。在天启四年(1624年)甲子科考试中,朝廷已经下令礼部官员贺逢圣主持应天府的乡试,当时魏忠贤出都不在京城,此事未告知他,魏忠贤回京后,竟气急败坏,当场更改圣旨,强令追回任命,换别人去替代了贺逢圣。当时有个叫陈子壮的官员,负责浙江的乡试,对魏的狂横十分不满,在所出的考题中有斥责宦官的话语,结果魏忠贤立即下令将陈子壮革职查办。
        由于政治的腐败,谁也无法奈何这些太监们的肆意妄行,只好听之任之。腐败的政治下,人才选拨只是独裁者们手中的把戏,人才选拨的大权必然旁落,它不但不能选出国家社会需要的真才实学,而且还会对教育观和人才价值观予以错误导向,从而走向否定教育和人才价值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