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持续稳定时期最长的朝代,以八股科举为中心的儒家教育对此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明、清两朝的统治者算是达到了“长治久安”的目的,然而这一文化教育带给中国社会、中国的文化和教育的却是灾难性的恶果。在明朝以前,中华民族的文明文化还不曾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十三世纪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们的旅行记里,对中国经济文化之发达还赞不绝口;但是,正是从明朝开始,中华民族落伍了。十六世纪末来华的又一个意大利人利玛窦,在他的著作中已经确认,中国落后于欧洲(值得注意的是,马可·波罗看到的中国社会,还没有从蒙古侵略的大破坏,大倒退中恢复过来;而利玛窦看到的中国社会,已在明朝统治下,“长治久安”了两百年)。中华民族的落伍,其重要的原因,不能不归咎于严酷的封建专制及其以八股科举为核心的教育。
        从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的五百年间,是世界文明由彼此隔绝走向融汇联系、发生质变性突飞猛进的关键时代,而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却俯首于专制高压,埋头于八股时文,他们的全部眼界和知识不出程朱注疏与对偶联语,他们的全部生活经历不出书斋到考场的范围。清初顾炎武曾痛心疾首地说:八股文所带来的灾难,比秦始皇焚书带来的灾难还重,它所败坏的人才,比秦始皇在咸阳郊外坑的儒生多得多,岂止是四百六十余人!秦始皇坑儒于咸阳,只消灭了一代知识分子中的极小部分;而八股之害,则从整体上败坏了五六百年间的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因为在八股科举为中心的教育实施,知识分子们几乎已谈不上有什么“知识”了。
        唐宋时的考试用诗赋论策,还不局限于经书,诗赋策论,虽然是雕虫小技,但如果不是博览群书,通知古今,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还做不出来。而到明、清八股经义规定不得牵涉经典以外的任何书籍,议论中也不得引证史事,联系现实,以至读书人所学不出几部经书。再进一步,由于八股文章限制太多,太严,要做好实在太难,它并不虽需要多少知识和见解,只需要练就在那许多条条框框中做游戏的“手艺”,于是“程墨”之类的怪物便成了明清士人学习的主要内容,主宰了士人的头脑,规定了教育的内容。
        所谓“程墨”,产生于八股文定型后不久。明弘治年间(1488—1505)、开始有人选编、批注一些乡、会试取中的八股考卷,作为范文,供读书人学习揣摩。这种类乎科举指南的文章选本,早在北宋就已产生,即苏轼《议学校贡举状》中所说的“策括”、“贴括”、“论括”之类。北宋科举考试出题范围还相对较广、文体也比较自由松动,科场文章的选本对于士子还只能起参考作用,不能取代其他书籍,而八股程墨就不同了。八股文出题仅限于《四书》,注疏仅限于程朱,而文章格式规矩又极严格死板,士人读《四书》并不能兼知八股文体,而八股选本则本身囊括了《四书》的内容,因此,程墨这种博取功名的利器很快就风靡天下,并且又分离出“房稿”、“行卷”、“社稿”等不同支系。叫“程墨”即指科举考试主考及录取的士子的文章,“房稿”是十人房进士之作,“行卷”是举人之作,“社稿”是诸生会试的文章选本。一科考试下来,房稿刻板出版的有数百部,主要出于苏杭,然后由中原北方的商贾流通到北方。天下之人只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贵,以此作为唯一的学问,读这种东西的人就是知识分子,而其他书通通废弃一旁(参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十八房》)教育内容极度地贫乏和空疏。到明代后期,此类八股选本已大有取代《四书》、《五经》之势(更不必说其它书了)明朝丘濬就说,当时的考上进士的人中竟有名列首榜却不知道史书的名目,朝代的先后、字书的偏旁部首的查法的。(《大学衍义》卷九)清初文学家宋琬自述其早年在私塾读书时的一桩见闻:一位老甲榜(进士)“岸然而来”,问宋琬读何书,琬答“《史记》”;进士问:“何人所作?”琬答:“太史公司马迁。”进士问:“太史公是何科进士?”宋琬目瞪口呆,说:“西汉太史,非进士也!”进士略翻《史记》数页,弃之曰:“亦不见佳,读之何益!”昂然而出(王世祯《香祖笔记》)。此等进士之愚陋顽固固然是极例,但八股科举士人的整体质量的确这是这种类型的。不少八股迷出身的庸劣者取得功名、掌握文柄,又大量录取庸劣之士,形成恶性循环,甚至有考官终身读八股选本和朱熹注疏,却还没有读懂。乾隆年间,江南乡试,考生名册上登记相貌特征,如微有胡须者就登“微须”。考官胡希吕读朱注四书中有“微:无也”之说,遂认定“微”只作“无”解,所以,凡登记“微须”的有胡须生员,一律视为冒名顶替者,不准入场。常熟生员沈廷辉有“微须”,见状忙跑到剃头铺去剃去胡须,再入场时,不料友人已代他将“微须”改成“有须”,又遭考官胡希吕怒斥为冒名,将他逐出场外;另一“微须”生员亦被阻,愤而声辩,胡希吕大怒,斥他不读朱注,考生笑道:《论语》中有“孔子微服而过宋”,难道是脱得赤条精光过宋国吗?问得胡希吕张口结舌。
        清乾隆年间考试中增加试贴诗,诗题取自经、史、事、集范围,对举子文史知识的结构要求自然大大提高,但时至十八世纪后期,中国的环境局势已远非唐宋时可比,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已开始叩动中国大门,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怎样精熟于传统文史,也已无法应付这一斩新的世界,何况即使到这个时候,八股文化仍然阻碍着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史的掌握。由于考试中首场八股文仍然重于试帖诗,八股文长期形成的优势不仅未动摇,试帖诗本身倒受到那种陈腐章句的笼罩而八股化了,因此,士人空疏无识的状况并未改观。同治十二年(1873年),顺天乡试第十九名举人徐景春在对策中不知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公羊传》为何书,竟将“公羊”二字拆开,考官也未发现,榜发后才被复查人员圈出,舆论哗然(薛福成《庸庵笔记》)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力主废八股、废科举,其重要的理由也是八股科举导致士人的卑陋无知、败坏人才。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二载清初徐大椿一首《道情》,对八股文人的空疏愚陋作了穷形尽象的刻画:
        “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两句破题,三句承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样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