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教育从来重文轻武,军事教育一向被冷落,使得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功能受到严重的片面桎梏。在科举考试制度中,武科考试一直不受重视,时断时续。武状元,武进士在人们眼中的地位,要比文状元,文进士低得多。自唐以来,武科考试几乎没有选拔出几个真正的将帅之才,科举考试只朝着重文的方向片面发展。
        唐代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开始科举考试。由地方推荐,中央考试任用。考试的内容主要有马射、步射、平射、简射等箭术,马上的枪术、举重、负重等体力考试,另外,还非常注重身材。没有军事知识和文化常识的考试。这样,做选拔出来的人,至多只不过是个优秀的士兵。这就难怪,唐代的著名将领,没有一个是通过武科考试产生的。相反,军队的将领,普遍文化素质低下,又成为边将拥兵自重,藩镇制割据的文化土壤。
        宋太祖赵匡胤是武将出身,在陈桥兵变中众将领“黄袍加身”,拥立为皇帝,为了控制和削弱军队,消除藩镇拥兵自重的隐患,他以“杯酒释兵权”,使将、兵相离,并使军事将领不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因此,对于军事教育从不关心。太平兴国元年一次武试,有近五百名应试者,“业无可采,上马则陨”,只好全部取消。这种轻武的政策,使得北宋国家长期处于边患之中,积弱积贫,最后把北宋国家拖垮,二帝北虏。南宋偏安,因有战争威胁,武科考试开始系统正规,与文科考试一样,且有文化知识和军事理论的考试。但是,武科每次录取的人数,往往只有数十人,不及当时文科试的十分之一。而且,武科考试的目的,主要是给那些“久不知兵”的将家之后一个做官的机会,授予的官职主要是秉义郎、从义郎之类的宫廷护卫、仪仗等,完全是摆样子用的,对国防事业不起任何作用。这就难怪,南宋的武科考试虽然制度化了,边防却日益恶化,一经战争,就溃不成军。
        元代科举,只有文科,没有武科。由于民族偏见,当时不准汉人习武,元代的士兵,都由蒙古人,色目人的各地驻军世代培养,也不采用武科选拔。
        明代朱元璋,“以三尺剑定天下”,自以为军事是不学自通,他手下那批大将也都未进过武学,学过军事,因此,对武举抱有偏见、很不重视。当时应武举的主要也是一些武臣子弟。成化、弘治年间才逐渐实行武举,但会试的考官却是由文科出身的二位翰林主持。万历时对武科作了正规、系统化的规定,考试内容除军事技术外,还有很大比重的军事和文化知识,但却没有付诸实施。直到崇祯时,才开始有武科殿试,但由于官场的黑暗,却使首次殿试遭到破坏,众多实试者中,只有两人能达到基本的体力要求,其中一名还被作弊的考官摒弃。为了扑灭农民起义的遍地烽火,崇祯立“奇谋异勇”的特科选拔武士,但诏发之后,竟没有人应试。
        清代的武试体制比较完备,与文试一样分为四级。授予的官职主要是参将、游击、都司等武职。但雍正时又分别改为援一等侍卫和二等侍卫。这样,武科考试又由选拔武职官员变为皇帝卫队的装饰了。武科试的内容分学内、外场,即文、武两个方面。外场考试军事技击,如马射、步射及开弓、舞刀、举重等。早期重在技勇,后来却渐趋于形式化,成为花架子了。场内文化考试水平也极低,能默写一百多字的一段《武经》即可录取。由于武科不重视文化素质,所以到光绪后期创办新式的武备学堂,招生考试中仍闹出笑话。招生考试的试题是《管仲论》,有个考生只能背孔孟之书,而无法回答题目,就把孔子的话背上去,写道:“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又曰:“管仲之器小哉!一褒一贬,大圣人尚无定评,余小子何敢论?”这样一篇作文,竟也被录取。
        清代虽有较完备的武试制度,在内容空疏无用,更远远脱离枪炮火药等先进装备的现实。以弓箭、大刀对付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只能是一次次惨败。直到一八九八年,有人奏请武科考试改习枪炮,仍然被否决。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被撤了职,竟有人异想天开地用黑狗血之类的避邪物阻挡帝国主义的炮弹,结果自身被炸得粉身碎骨。定海之战前夕,一位新赴任的统帅,不去研究如何克敌,而是先到杭州灵隐寺抽签,选黄道吉日开战,用属虎的将领在寅日、寅时出兵,自然又是惨败。直到义和团之时,仍然是念着咒语,举着古老的大刀赤膊上阵,去和武装到牙齿的八国联军肉搏。这次惨败,才促使统治者永远废弃了陈旧的武科考试。
        中国的历史,自周武王时起,就开始了一个新王朝一旦建立,便要偃武修文的传统,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被认为是太平盛业的标志。“兵”总被认为是不祥之物。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武科虽设,却大半如同儿戏,历代的武科,几乎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将领和统帅也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历史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