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是金、元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诗歌评论家,但在科场上却屡遭不幸。
        金代的科举考试,随着金政府的腐败,到了后期,其弊端也越来越严重。总括起来有:一是“时文之弊”,即学生士子不读经典,只学应付科考的“复习资科”,以致教育空疏,志行浮薄;二是科场舞弊,如泄漏考题、违法中选,场上“杂坐喧哗”,秩序混乱;冒名顶替或化名兼试等、层出不穷;三是“考官泛滥”,不严肃认真,考官多取所亲;四是皇亲国戚依仗权势或凭借裙带关系把持科场,从而使很多潜心苦读,有真才实学的士子潦倒场屋。
        元好问从十六岁起参加科举考试,是1190年,并州府试,榜上无名。十九岁(1208年)第二次,到长安参加府试,又榜上无名。二十三岁(1212年)第三次,到中都(今北京)参加府试,仍未考中。这年正月,由于獾儿嘴之战,金三十万大军被蒙古军击败,蒙军已逼近中都,路上也不平静。国家的危机,加上科场的失败,使得他的情绪非常低沉忧虑。他在《出京》诗中写道:“巫峡归出底处寻?高城渺渺幕烟沈。春风不剪垂杨断,系尽行人北望心。”贞祐二年(1214年)元好问二十五岁,这一年五月,蒙古兵围攻中都,金兵节节败退,宣宗仓皇迁都南京(今开封)七月渡河到达,所以元好问于这年夏天赴汴京,参加秋天的考试,这一次,他虽然结识了许多名人,如当时主持文坛并执掌文柄的杨云翼、赵秉文等名公巨卿,但仍然难堪地落榜了。二十多年来后,他还回忆起这难忘的往事:“二十年前走大梁,当时尘土困名场。山头千尺枯松树,又见单车下太行。”二十八岁时(1217年)又到了大比之年,元好问再一次赴京赶考,又未成功。他曾写过不少科场失意的诗,如:“七岁入小学,十五学时文,二十学业成,随计入咸秦。秦中多贵游,几与书生亲?年年抱关吏,空笑西来频。在昔学语初,父兄已卜邻,跋鳖不量力,强欲缘青云。四十有牧豕,五十有负薪,寂寥抱玉献,贱薄倡优陈。青衫亦区区,何时画麒麟?遇合仅一二,饥寒几何人?谁留章甫冠,万古徒悲辛!”批评了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的空疏误人,表达了辗转科场的辛酸和悔恨。由于多次的科场失意,使他这个纨绔之气未消的贵公子情绪消沉,经常借酒浇愁,从而养成了终身难改的嗜酒恶习。元好问三十二岁(1221年)这一年,终于中了进士,实现了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夙愿,但官场的复杂斗争和倾轧却使他又一次失败了。原来,金自泰和、大安年间以来,程文泛滥,科举文章也走入了死胡同,除了格式外,没有任何文彩,卑陋陈腐,只要合格式就录取,而稍有文彩,即遭黜落,因此文风大坏。宣宗南渡以后,杨云翼、赵秉文递掌礼部大权,欲对文风及科举诗文进行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却遭到了守旧人物和举子们的痛恨,被黜落的举子们起哄科场,多方告状。到兴定五年,即元好问三十二岁投考时,廷试进士。赵秉文又以礼部尚书的身份“知贡举”,作“读卷官”。因与元好问同场考试的卢元的应制诗出了“重用韵”的错误,却被录取为进士,又引起轩然大波,导致赵秉文等数人因“滥放及第”的罪名而受到撤职降级的处分。赵秉文被降两级,以礼部尚书的名义罢官退休。此事又牵涉到元好问,由于赵秉文对他极力推荐,说好话,才得以进士及第,又引起了宰相师仲安的“不平”,就在朝官中散布流言,说赵秉文与杨云翼、雷渊、李献能等人都是“元氏党人”。在这种情况下,对自己的“座主”赵秉文感情极深的元好问,看到科场风气如此之坏,赵秉文所受到的处分又有点罚不当罪,自己也受到无妄的冤枉,所以心灰意冷之下,就不愿腼颜以进士作当官阶梯,断然退出科场,“不就选”,拂袖而去。在经历了十几年的辛苦磨难之后,登科授官在即的时候,这样做,非有深沉的苦衷是做不到的。对于这次科场的意外打击,他一直愤愤不平,曾写诗道:“五车载书不堪煮,两都觅官自取忙。无端学术与时背,如瞽失相徒怅怅。”
        元好问十多年的科举遭际,他所经历的苦酸辛,使他透视了金代科举的里里外外:在科举中、科场与官场是息息相通的,个人的努力与时代的要求和文风,以及政治斗争都是联系在一起的。科场中的政治斗争,往往使得很多人无辜地成为牺牲品。它严重地妨碍了人才选拔的效度和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