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创建于隋代。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2年)始置进士科,此乃科举制度创立的开始。它是为加强皇权,适应庶族地主要求参政的需要而创建的。其目的在于选拔地主阶级中的所谓“精干人才”,轻“门第”,重“才学”,即“任人唯贤”。这在中国古代选举史上是一次极其重要的变革。到唐代,科举制度更加完备,有秀才、明经、明法、明算、进士等科。自唐高宗以后,进士科最为时人所重,一则因进士科注重诗赋,较秀才、明经等科为难;二则当时中央和地方官吏大都从进士中选拔。所以,进士及第便被视为“登龙门”,从此身份百倍,声名鹊起,荣乐无比,因而对当时一般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诱惑力。诗人白居易二十七岁一举登第后,便曾写诗道:“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一般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一心一意地考进士。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进士科成为封建士大夫的主要入仕途径。它对抑制和打击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势力,削弱前朝以来的地方割据势力、加强封建中央集权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是,科举制的实施始终存在着尖锐的斗争。士族势力便攻击科举选士使应试之人“投刺干谒,驱驰于要津;露才扬己,喧胜于当代”,希图侥幸,积弊成俗。借此维护士族的特权。科举制自身在实施的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流弊。它使无数士人尽力于诗赋之艺,却不研究治国安民之道。主试之人,务考应试者诗文之巧丽,却不问其有无治世之才干。士人又“徒竭精华,习不急之业”。遇到实际问题,只好请胥吏代办。又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所以由进士出身的官吏,很少有称职者。寒门庶族的人取得高官厚禄以后,本身转化为大官僚大地主,反过来把持科举,营私舞弊。互相推敬、造请权要,激扬声价、匿名造榜,携藏入试,私荐、场外议定及先定及第人等弊端由此而生。校书郎王冷曾上宰相书,谓当时之进士及第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这一揭露实在非常深刻。由于重视科举,唐代的官学教育变得愈来愈废驰。它还对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和方法产生影响,使学校只培养一些记诵经典章句,善于辞章而缺乏实学的人才。对士子的学风也有很坏影响,在社会上广泛养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名利思想。功名利禄成为士子追求的主要目标。因而,科举制及进士热的流弊,值得我们认真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