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朝鲜半岛共有三个封建国家:高句丽,简称高丽;新罗;百济,三国之间关系复杂。642年高丽发生政变,国王被杀,大权掌握在盖苏文手里,他对唐朝采取强硬政策。唐太宗以此为借口东征高丽、曾参加过隋炀帝东征高丽的隋朝老臣郑元奏称:“辽东道远,粮运艰阻,高丽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李世民没有认真考虑这一来自实践的经验之谈,他认为打高丽一定成功,理由是:以大击小;以顺讨逆;以治乘乱;以逸待劳;以悦当怨。实际上唐军劳师万里,何谈以逸待劳,在战争史上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战例屡见不鲜,他的五点理由大多是颠倒是非,主观臆度,胜败如何,也就不难预测了。
        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派人率军共十一万人,水陆两路分进合击高丽。开始唐军略获小胜,最后久攻安市城(辽宁辽阳市西南),李世民亲到城下指挥作战。盖苏文从各地调十五万大军救援安市城,倾全国之力以拒唐军,唐军久攻不下,李世民曾想转攻兵弱粮少的建安(辽宁营口东南),获胜后安市城就不难攻下,李绩怕敌方阻断唐军运粮的道路,李世民就轻率地放弃了自己的意见。高丽降将建议攻打乌骨城(辽宁丹东市西北),该城守将年事已高,有必克的把握,攻下之后,其他小城必然望风奔溃,唐军可得物资和粮食的补充,直取平壤,定可大获全胜。但是,长孙无忌认为皇帝亲征,不可乘危侥幸,他把破安市城,继取建安,然后再长驱直下,称之为“万全之策”。这时已到秋天,军粮将尽,辽东冬季早来,不得不下令班师,归途中遇上暴风雪,士卒冻死者甚多,这场战争以失败而结束。但是,唐太宗本人并不承认失败,回到长安之后,他继续下令征发江南、剑南(四川成都一带)民工造船,以备再度侵入高丽,这就增加了当地人民的负担,以至老百姓被迫变卖田宅、子女,地方官还扩大征发范围,终于激发了雅、邛、眉(四川雅安、大邑、眉同一带。)三州僚人(当时散居四川及岭南等地的少数民族。)的反抗。唐太宗还没有来得及再度入侵高丽,他就在僚人的反抗声中死去了。
        唐太宗所以要发动这次不义之战,这是因为他好大喜功,把开边拓土当作个人的功业;他认为太子李治懦弱无能,想在他当政时期,彻底解决边疆问题,总之是完全出于一己的私利。在指挥作战上,他背上了皇帝的包袱,战术趋于保守,早年那种乘危猛进,大敌当前镇定自若的风采,已经荡然无存了。一个人不管他有多高的职位,一旦趋于保守,当局者迷,就无法采纳正确的意见。正确的决策来自对客观形势的正确估计,适得其反必然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