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经致用”是汉代经学教育的一条重要原则,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通经”,要求学通经书;一是“致用”,要求以经学用世。至于如何通经,今文经学派注重学习经义,经师说经也以“大义微言”为主,目的在于利用经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表现了崇尚功利的学风,西汉中期,经学昌盛,经学教育积极为当时的政治服务,为了便于学生掌握经学的基本精神,今文大师说经比较简约,不拘泥于章句,克服了先秦儒家“述而不作”的保守性,但是后来他们走向了极端,有的经师脱离经书的章句,凭空说经,以至于一经说至千万言。最为典型的是《书》经大师秦延君,“尧典”二字要解释十万言,“曰若稽古”四字要解释三万言,使经说变得十分烦琐,令人难于掌握。有的学生幼年入学至白首,始能讲一经。经学还时常穿凿附会迷信怪诞的内容,很少有学术价值,这也是一大弊病。古文经学则不同,它对经书进行字义解释,不凭空臆说,具有朴实的学风,其经说迷信成分较少,学术价值较高。最初,古文经学大师反对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其经说简明,不像今文经学冗杂。后来,也出现了支离经文和流于烦琐的弊病。
        如何致用,两派也有不同侧重,今文经学大师更急于事功,甚至不惜以儒经附会政事,而古文经学大师则在政治上有复古倾向,反对迎合世务。后来王权为经学发展开辟了道路,如白虎观会议总结了经世致用的经验,形成了法典式的官方儒学,但也造成了今文经学的僵化、腐败。
        在西汉中期至东汉前期,经学教育所传授的知识,是统治者制定各种政策的重要依据。汉武帝时,需要加强政治上的统一和巩固皇权,经师们为之提出了“春秋大一统”和“君权神授”理论;统治者决心剥弱地方势力,经师们又为之提出“君亲无将,将而诛焉”(即:臣子对君不能有弑逆的念头,如果有这种念头,就可以把他杀死。)使诛杀诸侯王有了合理性;统治者要举师攻打匈奴,经师们又讲《公羊传》中有“复父之仇”、“复九世之仇”的记载,为王师大张声势。西汉后期,汉元帝开始向各派政治势力妥协,经师们又捧出了《诗》学,提倡“温柔敦厚”精神。王莽改制夺权,儒学与谶纬神学都曾为之效力。东汉初,统治者需要重整朝纲,加强皇权,古文经学家贾逵又阐述了《左传》基本精神,即“尊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为光武帝削弱三公实权、皇帝大权独揽提供依据。
        总之,自汉武帝提倡经学以来,人们无论干什么事都要到经书中找依据,上至朝廷封禅,下至庶民冠婚吉凶,均以经典为准,吏事更是得许经义,以至发展到极端:“以《洪范》决疑,以《春秋》决狱,以《禹贡》治河,以《诗经》三百五篇当谏书”。这就是汉代“经世致用”教育的实质。仕途与儒学的结合,使经学教育造就了一批阿世取荣的章句小儒。将经义附会政治,造成经学教育的庸俗化,这是极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