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统治者之间的内部矛盾,自建国之初即有,历朝不断。如玄宗时的张说、张九龄与宇文融之间,德宗时元载、杨炎与刘晏、卢杞之间,但都没有从穆宗以来的牛僧孺、李德裕两派之间的党争这样激烈。
        牛僧孺一派比较重视科举取士。他这一派之中的李宗闵、杨嗣复及李珏等都是进士出身。永贞元年(805)牛僧孺与李宗闵同登进士第,元和四年(809)又一起登制科。当时的宰相李吉甫是李德裕的父亲。元和三年(808),牛僧孺、李宗闵以贤良方正对策,“痛诋当路”,“指切失政之失,无所回避。”猛烈抨击李吉甫,由此获罪,久久不能得到重用。主考官杨于陵(杨嗣复之父)、韦贯之也因此受到牵连。牛、李双方从此开始结怨。穆宗时,李逢吉为宰相,他因用兵征藩之事与李吉甫有宿怨,于是把李德裕排斥出朝,引荐牛僧孺入朝为相。牛、李两派的矛盾发展起来。
        文宗时,牛、李两派在朝中的势力参差消长,剧烈竟逐。每议朝政,两派总是各持异议。这时牛僧孺在朝为相,他把李德裕排挤到四川当西川节度使。当时吐蕃经常侵扰边境,李德裕入川后,训练士卒,修缮堡障,积备粮饷,安定人心。在这一情势下,吐蕃的维州守将悉怛谋率众来降,李德裕收复了维州。而朝中的牛僧孺却说要遵守诚信,既和吐蕃已“修好罢兵”,就不应失信。于是他让文宗下诏给李德裕,把悉怛谋和同来的三百余人送还吐蕃。这些人被吐蕃残酷地杀害了。后来文宗对此事也有些后悔,但他对朝中两派相争束手无策,不由发出了“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的感慨。
        文宗死后,武宗继位。牛、李两派的争斗仍在继续,由于宫廷斗争的牵连,牛僧孺一派失势遭贬,李德裕入朝为相,主持朝政六年,是这一派的全盛时期。他整顿吏治,减裁州县冗官一千二百多人,为国家节省财政开支。他还帮助武宗大举灭佛,拆除寺院,让僧尼还俗,把铜佛像、钟磬等毁掉铸钱,把铁像铸农具,并收回良田数十万顷。
        武宗死后,宣宗当了皇帝,他一反武宗朝的措施,任用牛僧孺一派的白敏中、令狐绚等为宰相。他们完全改变李德裕的政策,重用被李德裕贬斥的人,恢复了佛寺,甚至把过去减免的州县官又增加了三百余人。李德裕被贬不久死于崖州,从此结束了两派数十年的争斗。
        从穆宗到宣宗,牛李两派互相争斗了近四十年,由于两派的矛盾,纯属个人恩怨,因此他们之间的争斗并无原则性可言,由于他们的义气用事,导致两派在政治主张上采取完全对立的态度。一派所用之人不管有多大政绩,另一派当政后必定贬斥。所施行的政策也不管是否对国家有利,另一派也一定全力否定。因此在这数十年中,并无一有利有效之政策可持续实施。这样,使唐政府内政受到极大破坏。两派的争斗使皇帝不得不倚重宦官,使朝政更加腐败。牛、李之争是唐朝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可见宗派主义的这种争权夺势危害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