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被美化为从谏如流的明君;魏征被誉为是犯颜直谏的忠臣。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象太宗自称的那样“事同鱼水”,君臣无猜。这是因为魏征早年曾参加过李密的瓦岗军和窦建德的河北起义军,归服唐朝之后,他是太子李建成的主要谋士,曾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早在贞观元年(627),太宗左右的亲信说魏征包庇亲戚,太宗派温彦博去查办,结果纯属诬告。温彦博却对太宗说:“魏征作为一个臣子,不能检点自己的行为,远避嫌疑,,以致受到这种没有根据的毁谤,这是应当受到责备的。”这真是岂有此理,可是太宗竟然叫温彦博去责备魏征,这才引出魏征愿为良臣,不愿为忠臣的一番议论。魏征说:“良臣本身享有美名,君主获得光辉的声誉,子子孙孙传下去,国运无穷。忠臣本身遭难被杀,君主得到昏庸的恶名,国亡家灭,只不过取得个空名罢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和谐。
        更有甚于此者,贞观六年(632),太宗罢朝回宫,发怒说:“找机会一定要杀了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问是谁,太宗说:“魏征常在朝廷上侮辱我。”皇后说:“妾听说君主贤明,大臣才敢于直言,现在魏征敢于当众进谏,这是因为您贤明的缘故。”这番话既肯定了魏征的刚直,又颂扬了太宗的英明,妙语解颐,太宗这才转怒为喜。长孙皇后是一位识大体、有见解的贤后,如果是个目光短浅、搬弄是非的人,魏征的脑袋就有搬家的危险。
        到了贞观十七年(643),魏征病危,太宗和太子李治同去探视,太宗准备把衡山公主嫁给魏征的长子叔玉,第二天魏征死了,太宗听后极为哀痛,命太子主祭,太宗作碑文,并亲自书写,又赐封魏征家属九百户的租税。太宗总是想念魏征,常看他的画象,作诗悼念他。有人见此,非常嫉妒,就千方百计地毁谤魏征。魏征曾经推荐杜正伦、侯君集二人有宰相的才具。后来杜正伦犯罪降职,侯君集以叛逆罪被杀,奸猾的人就说魏征包庇私党。又说魏征曾经记录所有进谏的话,给史官褚遂良看。太宗听后,很不高兴,他解除了叔玉的婚约,推倒了所作的墓碑,对他家属的照顾也就淡薄了。
        假如魏征不死于贞观十七年,以后很可能像他自己预见的那样;忠臣往往遭难被杀。这是因为唐太宗要求的直言忠谏,必须以忠于皇帝,忠于封建王朝为准,越出这个范围就另当别论了。他只是怀疑魏征生前结党营私,立即翻脸不认人了。“伴君如伴虎”,这是封建皇权制下的通例。英明如唐太宗也无法超越封建帝王的局限性。
        唐太宗对魏征的告诫:“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非常赞同,却以偏听偏信的态度对待魏征本人。这说明认识到的东西,在实践上不容易作到,应当努力在实践中把两者统一起来。
        唐太宗的作为,在贞观中后期每况愈下。正如魏征所说:“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益寡。”目标始终如一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人作事就应当以不达目的决不休止的精神,在有限的生命里高度地完善自我,发挥出最大限度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