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能与腐败并举,因其颇似孪生的姊妹。古今中外的历史足以证明:由腐败而造成身死者为数不少,但因无能而导致国灭者亦不乏其例。揆其为害之巨,显然是无能之患甚于腐败。
        在诸多无能的封建皇帝队伍中,晋惠帝司马衷可谓无能者之最。其政治上的昏庸不必说起,就连平素的生活常识,也是贫乏得出奇。一次,司马衷率领随从游赏华林园,听到虾蟆叫声,向左右问道:“这是官家的虾蟆叫,还是私人的虾蟆叫?”左右只好无可奈何地回答:“在官家的地里叫,就是官家的;在私人的地里叫,就是私人的。”智商的低下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无能。待到天下饥荒,百姓饿死,各方告急时,居然反问臣下:“何不食肉糜?”在司马衷执政的二十二年间,“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绝路,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晋书·帝纪四》)他本人也终因食饼中毒而死,一说为东海王司马越鸩杀。因而,晋史上所谓的“五胡乱华”仅仅是晋室东迁的外因,而司马衷的无能所造成的“纲纪大坏,货赂公行”才是它的内因。
        《三国志·吴书·严峻传》曰:“非才而据,咎悔必至。”意即不具备某种才能而担任某种职务,各种失误和遗憾必然接踵而来。由之可见,无能和腐败的孪生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无能放任了腐败,腐败养护了无能。在某种社会条件下,无能又往往是滋生腐败的温床,使腐败现象似恶性肿瘤般地无限扩散,吞噬着国家和社会的肌体。这是腐败现象禁而不止的症结所在。因而,国家要想治理,社会要想安定,必须既要惩治腐败,更要澄汰无能。如果让无能分子去纠正腐败现象,只能促成其公开化的朋比为奸,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