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以出口带动本国经济发展的外需主导型的经济增长,加剧了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形势。日本的巨额国际收支顺差,成为其他西方国家强烈攻击的众矢之的。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于1985年4月发表演说,指责日本储蓄过多是万恶之源,因为储蓄超过投资必然构成对出口的压力。为此,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日本必须大力扩大内需,以缩减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
        在国际上强大压力下,日本先后于1986年4月和1987年4月公布两个《前川报告》(前川,报告起草人姓名),作出了关于扩大公共投资,开放日本的金融和资本市场,增加进口等等许诺;同时,日本政府于1987年5月制订所谓《紧急经济对策》,决定增加6万亿日元的财政开支,以扩大内需,并于同年7月追加公共事业投资1.2万亿日元,比年初的预算额增加19.9%。根据日本在西方7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于1987年12月23日发表的声明中所作出的承诺,1988年度公共事业费开支大体上仍保持在和1987年度相同的7.2万亿日元的水平上。为了扩大内需,日本政府还于1988年初废除了奖励储蓄的税收制度。由于采取了上述的一些实际措施,再加上自从1985年9月西方五国财长会议决定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之后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从1987年起日本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的转变可以说已初见端倪。
        但是,扩大内需,既有限度,又有困难。因为内需的最大部分是居民的消费,内需能否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民消费是否增加。
        日本的经济增长是民间设备投资主导型的居民消费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不仅历来偏低,而且进入80年代以来还呈下降趋势。这一点,恰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1980—1987年间,居民消费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日本由58.5%下降到57.4%,美国由62.8%上升到65.4%;同期,民间设备投资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日本由15.7%上升到16.5%,美国从11.9%下降到11.7%。
        居民消费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偏低,是因为工薪对增加值比率低;而居民消费呈下降趋势,则是因为劳动人民收入增加不多,制造业的工资甚至还略有下降。
        由于收入增长缓慢和社会保障较欧美落后,从而日本劳动人民为给子女准备教育费用、攒钱买房子和防备老后生活,常常把储蓄摆在比扩大消费更为重要的位置上。日本人的个人储蓄率居西方世界各国的首位。1986年底日本全国的居民个人储蓄累积余额为517万亿日元,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5倍;人均银行储蓄额为27,308美元,超过了所有的西方国家(瑞士为23,728美元,比利时为14,555美元,西德为12,288美元,奥地利为10,200美元,丹麦为10,164美元,美国为9,733美元)。
        日本于1988年初废除了奖励储蓄的制度,但储蓄持续增长的势头并未减弱。日本证券弘报中心于1988年11月10日公布的全国抽样调查结果表明,与3年前相比,平均每个居民家庭的收入为556万日元,只增加8.1%,而储蓄余额却增加了31.1%,达550.5万日元。储蓄增加的幅度大大超过了收入增加的幅度。
        要扩大居民的消费,很明显,最有效的办法是增加工资;然而,日本的财界对此持否定态度,其理由是增加工资将使日本的国际竞争能力下降。
        由此可见,通过扩大居民消费以扩大内需是很难办到的。
        扩大公共投资同“重建财政”有矛盾。1988年度日本的累积公债余额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高达43.5%,1985年中央政府偿还债息费占中央政府开支的比率为17.3%,高于美国(13.2%)、法国(6.7%)、英国(3%)和西德(3%);1986年政府总资本形成(包括公共投资和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6.8%,也高于法国(3.2%)、西德(2.3%)、英国(2%)和美国(1.5%)。
        消灭财政赤字以“重建财政”,是80年代以来日本历届内阁努力奋斗的目标,因此很难指望超出已作出承诺的范围去大幅度地扩大公共投资。
        日本经济原是一个出口主导型的国家,它向内需主导型增长转变,是日本为缓和贸易摩擦被迫做出的努力。但是内需主导型经济的推行又受到国内的阻力,遇到了困难。这个案例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即有支持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与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