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风流人物以武帝朝最盛,汲黯与公孙弘就是其中重要的两位。二人同朝事主,一个刚正不阿、犯颜直谏,一个曲学阿世,奉迎取容,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
        汲黯在景帝时为太子洗马,武帝即位后先为谒者,之后拜为中大夫,但由于多次强谏,不得久居朝廷之中,出任东海太守,因治绩卓著又被召回朝中任主爵都尉,相当于九卿。汲黯为人倨傲少礼,不能容人之过,不论对君主还是掌权大臣,都敢于强谏面折。武帝当时大肆兴做,又广招文学儒者,汲黯当面批评武帝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气得武帝大怒,“变色而罢朝,”公卿们都为汲黯害怕,有人责备他,汲黯说:“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难道是让他们阿谀奉承,使君主陷于错误吗!况且我已处在这个官位上,若想保身,可给朝廷带来耻辱又怎么办呢?”汲黯还多次在朝廷当着武帝和公卿们,责难武帝的重臣公孙弘和张汤,说公孙弘“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说张汤“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罪,”遭到公孙弘与张汤的痛恨,二人想借故把他杀掉,就建议武帝将汲黯派往宗室权贵多、难于治理的右内史。
        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早已看出汲黯的忠心正直,他曾感叹汲黯是可与君主国家共存亡的“社稷之臣。”但汲黯不论时间、地点,不留情面的犯颜强谏,使武帝多次愤怒不快,武帝对其是敬而不悦、惮而不亲。汲黯终因太“憨直”而被赶出了朝廷。
        公孙弘为官处事则与汲黯完全不同。公孙弘少为狱吏,四十多岁才开始学《春秋》杂说,武帝征贤良文学,公孙弘由地方推荐前往对策,临行,辕固生告诫公孙弘:“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但公孙弘到朝廷以后恰恰反辕固生之诫而行之,口是心非,表里不一,阿谀奉迎君主,打击陷害正直之士。每次朝会,公孙弘开陈其端,让君主自择,从不肯面折庭争。与汲黯一起奏事,总让汲黯先说,自己则察颜观色,惴摩皇帝的意图,然后再说自己的想法,经常取得武帝的赞许,因此而日益亲贵,曾与公卿们商议好事情,到皇帝面前就背弃前约,而顺从武帝的意旨,汲黯当即指斥他欺诈不忠,武帝问他,他狡诈地回答:“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公孙弘“外宽内深,”凡与之有隙者,表面对其友善,暗中一定报复。汲黯指责公孙弘身为御史大夫,俸多禄厚,但着布被,是矫情欺诈。武帝问公孙弘,弘回答说:“确实如此。在九卿中与我亲善者莫过汲黯,今日当面批评我,确中我的病根,身为三公而用布被,与小吏无异,是饰诈钓名。如果没有汲黯的忠忱,陛下怎么会听到这些话。”公孙弘表面宽宏谦让,使武帝更加尊重他,但暗中却算计汲黯,使之离开朝廷,徙往右内史,企图借宗室权贵之手将其杀掉。汲黯常指斥公孙弘,遭其算计尚在情理之中,但经学大师董仲舒对公孙弘并无触犯,只是认为他阿谀奉迎,也遭到他的暗算。
        公孙弘与汲黯二人为官处事的曲直善恶,当时天下人均看得清楚,淮南王刘安谋反时就惮畏汲黯而不在乎公孙弘,认为汲黯“守节死义,难惑以非,”而对付公孙弘则如揭去蒙覆和振欲落之物一样容易。但是,公孙弘由于善于曲己奉迎,甚得武帝的欢心,对其亲而近之;汲黯由于犯颜直谏,不能取悦人主,武帝对其敬而远之,平时(非朝会)接见大臣,武帝可以不冠即见公孙弘,但必冠方肯见汲黯。最终,公孙弘拜相封侯,而汲黯被赶出朝廷,病死外郡。公孙弘的“曲”固然不足取,但汲黯的“直”也有不足之处,用武帝的话说:“甚矣,汲黯之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