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思想是中国优秀的民族精神,从屈原到今天的文学中都贯穿着这一主旋律。尤其是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候,爱国主义的号角就会吹起,激励人们向前。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一个王朝。它对外妥协退让,割地赔款,特别是南渡之后,不思收复河山,而是苟且偷安。在这种情形之下,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爱国主义的呼声高涨,悲壮的爱国主义就成为宋代诗歌的基调,至陆游、辛弃疾则掀起了爱国主义诗词的高潮。他们在作品中抒发了收复失地,洗雪国耻的雄心弘愿,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和对统治阶级屈膝投降的愤慨。但是作为封建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因而在他们的诗词中,他们不可能否定皇帝的地位,而是把国家命运,人民的苦难以及封建社会种种矛盾的解决都寄托在皇帝身上。这样就把这些矛盾统一到忠君的原则里去,一方面抨击皇帝的抚慰无道,另一方面又安抚人民,却不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制度,解决矛盾。因此我们说,爱国主义诗词中所谓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带有历史、阶级局限性的,带有浓厚的忠君思想。在爱国主义诗词中我们甚至能发现镇压农民起义的诗词,这不能不说是遗憾之一。
        忠君与爱国混淆的同时,爱国主义诗词中还会出现各种消极思想。知识分子把自己报国理想寄托在皇帝身上,希望靠他的擢拔来建立自己的勋业,故抗敌救国的志愿就常常与个人的功名成就纠缠在一起,象“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辛弃疾〔破阵子〕)等词句,无不表现了这种思想。同时,这种对统治阶级的希望一旦破灭成为泡影,爱国主义诗篇中便流露出消极、悲观、逃避现实的倾向。辛弃疾有“元龙老矣,不妨高卧”的消沉之言,陆游的“君看赤壁终陈迹,生子何须似仲谋”(《黄州》)、“日长似岁闲方觉,事大如天醉亦休”(《秋思》)也是逃避现实之言。
        可见,爱国主义诗篇在思想上有其无法克服的局限,那就是其忠君思想和消极悲观情绪。这种缺陷是我们分析爱国主义诗歌时所无法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