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严羽的《沧浪诗话》在总结唐诗和宋诗发展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基础上系统地探讨了历代诗歌的风格特色和艺术成就。
        《沧浪诗话诗辨》云:“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严羽根据这五项评价诗歌艺术的标准,推崇体裁样式都比较完善的盛唐诗歌,尤其推崇李白、杜甫两家。严羽的诗论是针对宋诗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恶劣倾向而发的,指出诗歌要有与文章不同的别材别趣,强调诗人表现时要“不涉理路”、“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沧浪诗话》对前代诗歌做出有系统的评述,在古代诗论中是首屈一指的,把诗歌的历史研究推向前进。
        《沧浪诗话》具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很大的价值,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在理论上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和不足。首先,严羽论诗只重艺术形式和风格,忽略了诗歌包含的进步思想内容。他衡量作家作品都以艺术风格和形式为标准。他推崇盛唐诗歌是因为盛唐诗人重兴趣,“盛唐诸人,唯在心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答吴景仙书》);重气象,“盛唐诸公之诗,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诗辨》)严羽并不推斥反映现实的诗篇,他称誉杜甫《兵车行》、《垂老别》等现实性颇强的诗篇,只是基于它们“入神”、“沉郁”的艺术风格。因此严羽品评诗歌经常只把艺术性放在首位,忽视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特征。其次,严羽错误地把前人遗产当作诗歌创作的源泉,强调机械模仿古人,把盛唐当作偶像来崇拜,并说:“诗之是非不必争,试以已之诗置之古人诗中,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其真古人矣。”
        《沧浪诗话》的理论开明代前后七子“诗必盛唐”之复古模拟风气,其流弊所及,影响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