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辛弃疾在词创作上的杰出成就及其对词发展的巨大贡献,在他同时和稍后的南宋词坛上出现了一大批词风明显受他影响,而表现出一致的豪放倾向的作家,这批以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为代表的词人共同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一个爱国词派,即“六派词人”。
        辛派同人用词纪游抒怀,论政讽事,在思想内容上表现了一致的爱国主义倾向,如陈亮的〔贺新郎〕、〔念奴娇〕《登多景楼》,刘克庄的〔贺新郎〕《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走笔答之》等,字里行间表现出的爱国激情,可与辛词媲美。在表现手法上,他们刻意模仿辛词的奔放疏宕,喜欢采用一些音调雄健、昂扬长调,如〔水调歌头〕、〔念奴娇〕、〔贺新郎〕等,而象〔喋恋花〕、〔临江仙〕、〔踏莎行〕等小令则用得较少。语言上力去华艳,不事雕饰,如刘过的〔沁园春〕《斗酒彘肩》词用三人对话组织成篇,有意追求散文化,对词的韵味则相对比较忽视。
        辛派后学们在政治上没有辛弃疾那样的远大抱负,不具备辛弃疾那样的博大胸怀,艺术上又缺少辛弃疾的学识才情,作品常常表现出单纯的粗放而缺少艺术魅力。而且由于南宋末年国家覆亡的政局,更使辛派词中也出现了对前途命运失望的感伤。如刘辰翁的〔宝鼎现〕《春日》较多表现的是一种哀挽,失去了早期抗战派词的雄壮正大之气。辛派词人的不足主要是因为在艺术上,他们过于重视摹仿,不事创新,学习辛弃疾而走向一个极端,即在追求豪放的同时,排斥了应有的艺术锤炼,使作品变成了发泄愤懑,排忧遣愁的工具,显得慷慨有作余精美不足。他们的作品往往大声疾呼,直陈明指,较少艺术表现手法,形成恣肆粗犷的毛病。
        辛派词人在艺术实践上的这些失败,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只有在努力继承前人优秀成果的同时,致力于创新,才能有所成就,二是在借鉴前人经验的时候,必须辩证地看待问题,不一味地摹仿,这样就不至于失之偏颇,步人后尘,而能在真正吸取营养的同时,生出一番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