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年的词坛,仍延续唐五代词风,以男女相思、离情别恨为主题,风格轻靡香软,适于青楼酒会中歌女们演唱。在士大夫看来,这种仅供消遣的歌词,是不配进入文学殿堂的。著名文人钱惟演曾自称“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欲阅小辞(词)。”可见词的地位是多么卑下。直到北宋中期,苏轼出现于词坛,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苏轼有意识地提倡词体的改革,试图在一片轻音曼语中建立“自是一家”的风格。他扩大了词的题材,将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引入词中,农村生活、爱国激情等被词冷落的角落也得到开垦。他强化了词对自我个性的表现,使词象诗一样“言志”与“缘情”兼胜。在他手里,词真正具备了“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的功能。在风格上,他打破词一向“儿女情长,风云气少”的格局,成功地驱使议论、叙事、用典等多种手法,在婉约词风之外创造了豪迈清旷的新风格。无论是内容的开拓和艺术的革新,苏轼都“以诗为词”,借鉴诗的表现手法,扩展词的容量,使词能与诗这一公认的正统艺术形式并驾齐驱,一争短长。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苏轼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以寥阔壮观的山河美景和雄姿英发的英雄人物相映衬,抒发满怀豪情,气势磅礴,为千古传诵。
        但是,在当时的词坛上,苏轼是一位孤独的改革者。婉媚轻柔的词风仍继续流行,追随豪放词风的作者寥寥无几。他的学生,著名词人秦观的作品,就仍然步武早期婉约词人柳永,充满缠绵低徊的情调。另一门生陈师道讥讽苏轼的词好象“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这代表了当时人的普遍观点。可以看出,传统词风在人们头脑中是多么根深蒂固。
        作为独立的的文学样式,仅以娱宾遣兴为能事,是远远不够的。苏轼的以诗为词,为词在与其他艺术形式的交融中开拓广阔的生存空间指出了方向。可惜孤掌难鸣,苏轼发动的词体革新,没有得到时人的重视,他探索时的成功与教训都被淹没在一片指责声中。词也因此在北宋失去了一次更新和开拓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