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
        他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从改革政治的角度出发,他把文学创作看作余事,把文学看成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他反对西昆派文人“杨刘以其文词染当世”,指出当时“学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颠错丛庞,无文章黼黻 之序。他论文以适用为主,强调作文的本意在于明道;而所谓道,是指可以施之于实用的经世之学。他把文章的范围归于礼教治政。他说:“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礼教治政就是治教政令。他认为这是文章的主要任务。至于文辞,乃是“刻镂绘画”,不过作为一种容饰和美观,不是作文的本意。他认为古文家过分重视文辞,他批评韩愈、柳宗元“徒语人以其辞”。他也不同意道学家只讲道不讲文;而且王安石所重的“道”,是治教政令,是安危治乱的经术,也不同于道学家讲的心性义理。
        王安石的文章主要是一些有关政治和学术的论说文。他的政论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一般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立意超卓,结构严谨,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简炼。不过也有其不足之处,他注重理论说服力,较少注意描摹物象、酝酿气氛。即使象《游褒禅记山》、《伤仲永》这样的游记和短文,作家也不放过大发议论的机会,因此他的文章读起来令人感到枯燥,缺乏感染力。从文学成就上讲,他的诗超过了他的文章。他的诗创作可以罢相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写了大量反映现实和咏史的作品,内容充实,政治性较强;但是在艺术上往往直赋其事,缺少形象的措绘,意太直露,韵味不足。罢相给他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显著变化、大量的写景诗代替了政治诗的位置,创作了较多的描写水光山色的小诗,也更多地注意到诗歌艺术的锤炼,具有观察细致、修辞巧妙、意境清新的特点,被人们称为“王荆公体”。
        王安石的诗文创作对巩固北宋古文运动的成果方面起了良好作用。但是,尤其是前期,他对艺术形式的作用估计不足,没有注意到文艺本身的美学价值,把文学仅仅看作器皿上的装饰品,表现了他在艺术观上的局限性。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也证明了,如果过分强调思想性,而忽视艺术性,过分重视实用,而贬抑文学的审美价值,也会给文学带来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