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分析之于诗歌研究的重要性,正如色彩分析之于绘画、旋律分析之于音乐一样。这是俄国形式主义者,布拉格学派和现代结构主义者共同的信念,把这三种思潮联系起来的一位重要人物,就是俄国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逊。他曾提出“文学性”概念,并始终努力从语言功能上说明文学性,研究语言何以成为诗的语言。
        雅各布逊认为,语句的构成总是有选择轴和组合轴。选择轴即语句中出现的词是从许多可以互换的对等词语中挑选出来的。组合轴即语句中出现的词是前后邻接地组合在一起。他认为,诗歌语言的基本特点是“把对等原则从选择轴引申到组合轴”上。通俗地解释就是,诗人要在一大堆可以互换的对等词语中挑出一个词,然后把它放入邻接的上下文组合中使呈对等关系。他自己举的例子包括《圣经》里的诗篇、俄国的口传民歌等,其实不过是排比,中国律诗比雅各布逊所举各例更能说明这个道理,因为它有严格的对仗,甚至有“当句对”。如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两句,上下联的对仗是非常严谨的,而且巴峡、巫峡、襄阳、洛阳都是可以互换的对等词语,似乎本来可以在上下句的选择轴上出现的词语,被强拉到当句的组合轴上,使前后邻接的词呈现出音与义的极度规整。由此,雅各布逊得出这样的结论:诗的语言总是把音与义或者语法功能上对等的词语依次呈现在诗句中,造成形式上的整齐与类似,和日常语言相比,几乎成为另一种独特的语言。
        从这种观点出发,雅各布逊常以语法分析为基础,寻找诗中各部分之间的对等关系,如他与人合作对波德莱尔十四行诗《猫》的分析。在分析中,不可否认有独创的见解,然而,他们所说的音位、语法范畴的对等关系等,一般读者是觉察不到而且难以认识的。因此,他们的分析’至多只能说明诗的语法”,而无助于诗的效果。
        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家,雅各布逊把语言分析本身看成诗的一种解释,这样,诗语就成为孤立存在的客体。事实上,不考虑读者怎样阅读和理解诗歌的各个成分,是无法说明语言怎样在诗里起作用的,而在雅各布逊那里,读者消失了。
        要真正说明诗歌语言的特点,就必须考虑诗歌和读者之间的关系,让读者活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