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杜甫,中国诗歌史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位代表人,各自以自己的如椽巨笔为中国诗坛挥洒出了一片明丽的天地。两人风格不同而各具特色,均为后世所景仰。然而自中唐以来,李杜优劣之争便一直沸沸扬扬没有中止过。
        “抑李扬杜”论中最有影响的是元稹。他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一文中认为李白的壮浪纵恣及乐府歌诗“诚可差肩于子美矣”,但论到排比、铺陈、声韵、属对,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这是从形式技巧方面来评价,白居易则从思想内容方面入手,认为李白的诗“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尽管对杜甫也有贬意,认为他写的反映现实的诗歌不多,但总体还是扬杜抑李。到宋代王安石编杜、欧、韩、李四家诗时更是以杜为第一、李为第四了。
        同样,“抑杜扬李”者也不乏其人。宋代杨大年不服杜甫,诋他为“村夫子”。明朝嘉靖、隆庆年间,更有王慎中、郑继之、郭子章等一批严驳杜诗,几乎令其体无完肤。而郭沫若晚年的《李白与杜甫》,更是突然掀起抑杜扬李之风,随之出现一些过甚其辞的褒贬以及失去学术意义的争执,不能不令人遗憾。
        方弘静的《千一录》中有这样一段话:“文人齐名如李杜之相得者,足为古今美谈,后人乃以浮薄意妄前贤耳。”事实正是这样,李白和杜甫各有各的风采,他们在诗坛上的地位犹如两座巍峨的山峰,本没有什么优劣之分。后世的一些文人却或从个人好恶、或从某一方面出发,硬性地区分李杜的优劣,从而引起了一场场不必要的论争,不仅影响了对李杜诗风的继承和发扬,而且还引出了一些非学术性的纠纷,文学范围内的问题变了性质,有的竟化为人身攻击一类的指摘、责难,可叹亦复可笑。
        推而广之,文坛中这种非要分出高下不可的论争并不少见。不去全面公正地考察作家作品,只凭一点而妄下结论,一些无谓的论争当然会不请自来,结果呢?只会徒然给后人留下“此论悠悠何时休”的慨叹和讥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