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喜雨》等诗看杜甫是否“敌视”农民起义

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重庆400047

 

摘    要：

杜甫“敌视”农民起义的说法 , 值得商榷。正确评价杜甫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和他的阶级立场 , 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杜甫。

 

关键词：

杜甫; 农民起义; 态度;

 

收稿日期：2000-03-17

 

Reading Du Fu's "Happy Rain" and Judging Whether He Was Antagonistic to Peasants' Uprising

Abstract：

It is worth discussing whether Du Fu was antagonistic to peasants' uprising. Correctly appraise Du Fu's attitude towards the peasants' uprising and his class stand will help us have better knowledge of Du Fu.

 

Keyword：

Du Fu;peasants' uprising;attitude;

 

Received： 2000-03-17

 

《文学遗产》1999年第1期发表了韩成武先生的《杜甫敌视袁晁暴动问题的再认识》, 该文与韩成武发表在《杜甫研究学刊》1998年第3期上的《杜甫〈喜雨〉新论》两篇文章虽标题不同, 但基本观点和主要内容却是同出一辙:它们都从杜甫的《喜雨》诗出发, 说杜甫“敌视”农民起义 (详见《文学遗产》1999年l期第98页) 、“要镇压百姓的反抗” (详见《杜甫研究学刊》1998年3期第62页) 。两篇文章读完, 读者一定会问:

 

杜甫真的“敌视”过农民起义吗?真的“要镇压百姓的反抗”吗?

 

韩先生的文章 (以下简称“韩文”) 就说得这样斩钉截铁、言之凿凿。而这个问题又涉及到杜甫如何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问题以及他的级阶立场问题, 对待这样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是大家所关注的重大问题, 因此看来很有必要辩论清楚, 不然以讹传讹、捕风捉影、流毒海内那就将贻害无穷了!

 

第一, 《喜雨》诗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呢?

 

“韩文”在他的文章中这样断然下结论说:

 

杜甫于广德元年 (763) 春所作《喜雨》一诗, 是建国后杜诗学界关注的热点。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安得鞭雷公, 滂沱洗吴越!”句末作者自注:“时闻浙右多盗贼。”研究者翻阅史料, 查到头年 (宝应元年, 762) 八月, 袁晁在浙东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暴动, 到杜甫写这首诗时, 这场农民暴动仍未结束。既然杜甫在注文中称暴动的农民为“盗贼”, 又在诗中表示希望像大雨洗涤污秽一样把这些“盗贼”洗净, 那么他的敌视袁晁暴动的立场是很清楚的了 (详见《文学遗产》1999年1期第97、98页) 。

 

从以上“韩文”的观点看来杜甫“敌视”农民的立场“是很清楚的了”, 然而从读者的角度来说却是很不清楚:因为《喜雨》诗的主题究竟是什么都还不明白, 怎么就会“很清楚”杜甫在“敌视”农民起义呢?

 

《喜雨》诗是杜甫于广德元年 (公元763年) 春夏之际在四川梓州 (三台县) 所写的。是年天干大旱、赤地千里, 田土龟裂, 禾稼焦枯, 面对严重的百年大旱, 诗人忧心如焚。而当救命的霖雨飘然而至的时候, 诗人仰望天空的及时大雨不禁欣然命笔:

 

春旱天地昏, 日色赤如血。农事都已休,

 

兵戎况骚屑。巴人困军须, 恸哭厚土热。

 

沧江夜来雨, 真宰罪一雪。谷根小苏息,

 

气终不灭。何由见宁岁, 解我忧思结?

 

峥嵘群山云, 交会未断绝。安得鞭雷公,

 

滂沱洗吴越!

 

杜甫这首有名的五言古诗前四句写久旱灾重 (除自然灾害之外, 还包括人世间的兵灾等等) ;次四句写沧江夜雨可以“真宰罪一雪”;又次四句写雨后谷根虽然可以“小苏息”, 但“气” (自然界或人世间的各种阴阳不和之气) 没有消灭, 因此还无法解除我内心的“忧思结”;最后四句是诗人从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一个巨大飞跃:

 

时间上的飞跃是指从“谷根小苏息”的现在推想到了“气”将最终被消灭的未来;空间上的飞跃是由近到远地从四川的巴蜀梓州想到了遥远的吴越——江南——以至整个天下, 他热情盼望叱咤风云的雷公能把沧江水化作普天大雨, 好让它滂沱神州, 把人世间的一切晦气、霉气、气一扫而光——诗人“喜雨”之“喜”字, 这才跃然纸上。他不仅喜庄稼之得救“谷根”之“苏息”, 而且喜滂沱之大雨能洗尽吴越江南的旱灾以及人间的一切“气”, 诗人更喜的是普天下的黎民百姓将会因此而可以喘一口气——在广大的人民群众都能有一个喘息的机会情况下, 诗人又何尝不感到有一线生机呢?

 

诗人渴望滂沱大雨普降四川、江南以至天下, 为的是使人民都能免除自然及人世间的一切灾害 (比如旱灾、水灾、兵灾、匪灾等等) , 过上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 以实现他多年的“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的美好梦想。可见, 这首诗的主题是写诗人在“久旱”得“雨”后的真实喜悦心情, 所表现的是诗人忧国忧民的宽广胸怀。如果说范仲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 那么我们伟大的“诗圣”杜甫为什么又没有呢?杜甫一生饱经忧患, 喜事少而悲事多, 能够与这首诗“喜”字相媲美的大概只有他同在梓州这年春天所写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了:“剑外忽传收蓟北, 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被称为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所表达惊喜欲狂、手舞足蹈的心情, 与“喜雨”诗之“喜”是何其相似乃尔!

 

在我们明白了杜甫《喜雨》诗的主题是为民生的苦难而忧, 为解除民生的苦难而喜后, 再来看“安得鞭雷公, 滂沱洗吴越”这两句诗, 又该怎样理解才好呢?

 

“鞭”, 是“赶”的含意, 比如杜诗“羲和鞭白日”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可以作为佐证;“洗”字, 杜甫共单用33次, 可以用于“洗”具体的东西, 比如“洗粉黛”、“洗玉盘”、“洗鱼”、“洗箭”、“洗剑”等等;也可用于“洗”抽象的事物, 比如“洗愁辛”、“洗心智”、“洗乾坤”、“洗兵马”等等。但所有的“洗”字, 都没有“镇压”、“敌视”的意思。在这首诗里杜甫要“洗”的对象是“气”和内心的“忧思”;而“吴越”, 借代指整个江南——我们知道以上字面的意思后, 那么“安得鞭雷公, 滂沱洗吴越”二句诗的含意就会明白:

 

它是说怎么才能赶着雷公, 让它降下普天滂沱大雨, 不仅要把四川的旱象和气全都洗干净, 而且连吴越以至整个天下都要洗干净呢?诗人所要“洗”的一是旱象, 二是气, 三是兵戎, 四是心中的“忧思结”——诗人“洗”的指代对象非常明确, 杜甫在什么时候如“韩文”所说的“表示希望像大雨洗涤污秽一样把这些‘盗贼’洗净”呢?杜甫这首诗的主题根本就不是针对农民起义所写的, 它又怎么变成了如“韩文”所说的“敌视”、“镇压”农民起义的证据呢?“韩文”的关键是只有武断片面的结论而没有过细的分析, 因而必然是要错误地解释原诗。朱明伦先生也曾著长篇文章指出:“《喜雨》诗不是写农民起义的, 更不是杜甫主张镇压农民起义的罪证” (详见《辽宁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47页) 。如果硬要说杜甫“敌视”、“镇压”农民起义, 若杜甫在天有灵, 他也一定会喟然长叹: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呢?这真如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所说的:“今人嗤点流传赋, 不觉前贤畏后生!”

 

“韩文”的这种说法、观点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说是他自己“新论”出来的呢?不!前人郭老早就说过, 而且把杜甫的问题说得比这个更加无比严重, 比如他这样说:

 

杜甫“他是要清洗或扫荡吴越一带的‘盗贼’。那些‘盗贼’又是些什么人呢?”“杜甫所说的‘浙右盗贼’, 指的就是袁晁率领的的农民起义。那将近二十万人的农民起义军, 杜甫恨不得把他们痛‘洗’干净。他的希望是达到了。他所敬仰的‘中兴名将’之一李光弼——他在《八哀诗》中所哀悼的第二人, 做到了他所期待的‘雷公’, 但没有等待他的钢鞭, 费了八个月的‘剿灭’, 把农民起义军‘扫荡’了。这不是明显地表明了杜甫的阶级立场吗?” (详见人民文学出版1972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194页) 。

 

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圣, 他持一个什么样的阶级立场呢?难道就是一个“敌视”人民、“镇压”人民的反动阶级立场吗?

 

如果说所谓的“阶级分析方法”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有情可原的话, 在今天不就显得很荒谬吗?

 

第二, 说了“盗贼”就意味着在“敌视”农民起义吗?

 

“韩文”之所以说杜甫“敌视”、“镇压”农民起义, 是因为杜甫在诗末的自注中有一句“时闻浙右多盗贼”的话, 仅凭这么孤零零的一句话就能证明杜甫“敌视”或“镇压”农民起义吗?显然不能!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

 

我们知道要论述一个问题, 必须要有充分的论据、例证。“韩文”所引用的“时闻浙右多盗贼”一句话只能算孤证而不能算“多证”, 因此它不能证明杜甫是在“敌视”或“镇压”农民起义, 这是其一;

 

其二, “盗贼”一词, 使用率非常广泛, 文学家可以用, 史学家可以用, 诗人也可以用。比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子产退而为政五年, 国无盗贼, 道不拾遗”;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其后公卿希得朝见, 盗贼益多……”;陈子昂《上蜀川军事》:“于今相继百十余年, 竞未闻盗贼 (指吐蕃) 大侵……”;元稹《告畲三阳神文》:“饥馑因仍, 盗贼仓卒……”;苏轼《论河北京东盗贼状》:“盗贼自知不死……”;陆游《董逃行》:“汉末盗贼如牛毛, 干戈万槊更相鏖”——古往今来用“盗贼”一词的人多矣, 怎么杜甫一用就变成“敌视”、“镇压”人民的罪证呢?是不是所有使用过这个词的诗人、作家就如“韩文”所说一定是“敌视”、“镇压”农民或人民的人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韩文”不是显得很片面和主观吗?

 

其三, “盗贼”一词所包含的内容非常繁杂:它既可指杀人越货的真实“盗贼”, 也可指被逼迫走上反抗起义道路的农民 (因为在封建社会中, 不管什么人, 只要敢于造反作乱, 在统治者看来都是罪大恶极的“盗贼”) 。因此“盗贼”一词不是农民起义的专用名词, 当然更不能一看“盗贼”就认为是农民起义了。杜甫在他的诗歌中, 用“盗”字共15次, 用“盗贼”18次, 每次所使用的特定含义的内容是很不相同的, 因此怎么能说杜甫一说“盗贼”二字就意味着他一定是“敌视”农民起义呢?他就一定是要求“镇压百姓的反抗”呢?比如在“盗贼本王臣”一句当中, 不管“盗贼”是指安禄山也好, 史思明也好, 或是一切反叛中央王朝的藩镇割据的乃至其它什么人也好, 都看不出杜甫有什么“敌视”农民起义的地方。又比如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忍能对面为盗贼”一句中, 也看不出杜甫有什么“敌视”农民起义的地方。当然, 在极左的年代里, 郭老能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看出“盗贼”的另外一层含意, 那显然已不是“学术”讨论而是政治问题了:

 

“使人吃惊的是他 (杜甫) 骂贫穷的孩子‘盗贼’。孩子们拾取了被风刮走的茅草, 究竟能拾取多少呢?亏得诗人大声制止, 喊得‘唇焦口燥’。贫穷的孩子被骂为‘盗贼’, 自己的孩子却是‘矫儿’。他在诉说自己的贫困, 却忘了农民比他穷困百倍” (《李白与杜甫》第215页)

 

郭老的这种所谓的“阶级分析法”,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中在特定的政治影响下还可以理解的话, 而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今天, 怎么还能拾人牙慧仿效那种主观片面、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的东西呢?

 

第三, “察眉”诗“敌视”了农民起义吗?

 

在研究杜甫对待农民起义态度问题的时候, 除了上面的《喜雨》诗之外, 不能不谈到的还有一首诗:这就是大历元年 (公元766) 春末, 杜甫从云安 (今重庆直辖市云阳县) 到达夔州 (重庆市奉节县) 后所写的长篇排律诗《夔府书怀四十韵》。为什么这首诗又必须加以研究呢?因为这首诗中有这样几句:

 

绿林宁小患?云梦欲难追!

 

即事须尝胆, 苍生可察眉……

 

而就是这几句诗, 却又成了杜甫“敌视”人民、“镇压”人民的“罪证”。比如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就是这样写的:

 

杜甫的诗意就是说强盗厉害, 虽是“绿林小盗”, 你也不能轻视它, 轻视了就会遭到楚昭王的处境, 后悔难追……杜甫用这个典故 (指“察眉”) , 意思是对于“苍生” (老百姓) 要卧薪尝胆地严加警惕, 要能防祸于未然, 在“眉睫之间”便能辨别出乱党。这就是杜甫的阶级感情, 多么森严而峻烈啊。 (《李白与杜甫》第195页)

 

对于郭老的这一观点, 刘琳先生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郭老笔下, 杜甫被描绘成了一个阴险狠毒的反动分子, 他不但主张对老百姓要‘卧薪尝胆’地严加警惕, 而且竟然主张使用‘察眉以辨乱党’的特务手段来对待他们” (详见《杜甫悬案揭秘》第210、211页) ——由此看来, 杜甫不仅是一个“敌视”人民的反动分子, 而且是一个不择手段的特务分子!呜呼!我们伟大的诗圣果真是如此卑鄙龌龊的小人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 杜甫不仅不能流芳百世, 而且还该遗臭万年了!

 

但我们只要稍微研究注意一下诗的本意, 就会发现上面的解释是在杜诗不能容忍的歪曲和篡改, 是对中华民族伟大的诗圣杜甫脸上有意抹黑!

 

杜甫所使用“察眉”的典故, 来自《列子·说符》有关的文章:

 

晋国苦盗。有郄雍者, 能视盗之貌, 察其眉睫之间而得其情。晋侯使视盗, 千百无遗一。晋侯大喜, 告赵文子曰:“吾得一人, 而一国盗为尽矣, 奚用多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盗, 盗不尽矣, 且郄雍必不得其死”。俄而群盗谋曰:“吾所穷者郄雍也”。遂共盗而杀之。晋候闻而大骇, 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 郄雍死矣!然取盗何方?”文子曰:“周谚有言:察见渊鱼者不祥, 智料隐匿者有殃。且君欲无盗, 莫若贤而任之, 使教明于上, 化行于下, 民无盗心, 则何盗之为?”于是用随会知政, 而群盗奔秦焉……

 

杜甫用“察眉”的典故显然不是宣扬“察眉”而识“盗”。而是说不能依靠“察眉”的办法来止“盗”, 只有任用贤人, 推行教化, 才是止“盗”的根本良方 (详见1981年第2期《草堂》中的《〈夔府书怀〉“察眉”解》一文) 。如果我们把杜甫的这几句诗翻译出来, 它的意思就是:

 

“安史之乱”难道是小祸患吗?骄横跋扈的藩镇就更难办了。统治者们只用“察眉”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 只有卧薪尝胆、发愤图强, 并且要深深地体察老百姓的民情, 才能把国家治理得好……

 

就这么几句明白如话的诗, 居然也变成了杜甫恶毒攻击“敌视”劳动人民的“罪证”, 如果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时代还略可一说, 而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今天, 有的人还想叫极左思潮时代的东西沉渣泛起, 这难道不是一件咄咄怪事吗?

 

第四, 杜甫一生是否“敌视”、“镇压”过农民起义?

 

如上所述, 杜甫在《喜雨》、“察眉”等诗中没有“敌视”、“镇压”过农民起义。那么在他的一生中是否曾经“敌视”或“镇压”过农民起义呢?

 

1、从杜甫一生的信念上看:“自先君恕、预以降, 奉儒守官, 未坠素业矣” (《进雕赋表》) ——信奉儒家思想, 是杜甫的终身信念。而儒家最讲“传之以仁义礼智信” (《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 , 坚决反对“苛政猛于虎”的暴政。因此从儒家最简单的、最根本的“民本”思想来看, 杜甫不会“敌视”或“镇压”人民或农民起义。他同情《石壕吏》中的老妇、《负薪行》中的处女、无食无儿打枣子吃的寡妇、《遣遇》中采野菜的村姑等等。哪一个仇视、敌视人民的作家又能写出传唱千古的如史诗般的作品来呢?

 

2、再从杜甫一生的经历来看:他虽然出身在一个很有名望的家族中, 但到他时家境已日渐衰落。在京城长安十年中所过的是“朝扣富儿门, 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 到处潜悲辛”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的“悲辛”生活;“安史之乱”以后, 他从长安辗转逃难来到梓州、阆州 (今阆中市) 、成都、渝州 (今重庆直辖市) 、忠州 (重庆市忠县) 、夔州 (重庆市奉节县) 等地。他的生活情况是:“有客有客字子美, 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 天寒日暮山谷里” (《同谷七歌》) 、“入门依旧四壁空, 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 叫怒索饭啼门东” (《百忧集行》) ——杜甫所过的这种种苦难到极点的生活, 是唐代任何一个大诗人所没有经历过的, 他本身就是流民大军中的一员。起义军远离杜甫十万八千里, 也没有杀父、杀子、杀妻之仇——杜甫何故一定要“敌视”农民起义呢?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又哪去找无缘无故的恨呢?

 

3、又从杜甫所存留下来的1400多首诗歌来看:没有一首诗歌是专门描写、反映农民起义的, 因而根本就不存在杜甫他要“敌视”或“镇压”什么农民起义。他偶尔在整首诗中夹杂着几句与农民起义有关的句子, 也不能说明杜甫就一定“敌视”或“镇压”农民起义, 比如:

 

“纷纷乘白马, 攘攘著黄巾” (《遣忧》)

 

“败亡非赤壁, 奔走为黄巾” (《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

 

“赤眉犹世乱, 青眼只识途” (《巫峡敝庐奉赠侍御四舅别之澧郎》)

 

从以上我们所能查到的与农民起义有关的诗句来看, 不管是袁晃起义也好, “绿林宁小患”中的绿林起义也好, 或者是黄巾军起义、赤眉军起义也好, 或是其它什么人起义也好, 杜甫都把他们当成与“太平盛世”相对的“兵荒”、“乱世”来看待的。杜甫当然不希望“乱世”的出现, 就是李白、高适、岑参等任何一个封建文人也好, 他们都或许不希望“乱世”的出现。但在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之下, “官逼民反”的“兵荒”、“乱世”又不能不出现。在汹涌澎湃的农民起义面前, 封建文人们又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农民起义呢?我想至少有三种类型:

 

1、有的将随农民起义而走上反抗的道路 (这是少数) ;

 

2、有的将采取冷静的态度对待, 既不明确支持, 也不赤裸裸地“敌视”或“镇压”农民起义 (这是多数, 特别是在民族矛盾上升的时候, 诗人们谴责的主要对象是荒淫误国的唐玄宗以及安禄山、史思明之类的人物, 他们对待国内的诸多矛盾和斗争多是如此。我们不能苛求诗人去支持农民起义, 但我们也不能苛求古人如我们今天那么非此即彼地敌我双方阵线壁垒分明。杜甫诗文中涉及到农民起的很少, 原因皆盖源于此) ;

 

3、第三种类型是破口大骂农民起义 (这种人也是少数) , 他们强烈要求血腥镇压农民起义。比如:

 

明末金圣叹 (1608—1661) 在总评《水浒》时, 他反对李贽的“忠义在水浒”的观点, 而咒骂起义的108人“皆豺狼虎豹之姿”、“皆杀人夺货之行”、“皆敲朴劓刖之余”、“皆揭竿斩木之贼” (《水浒传序二》) ;

 

又比如清朝初年毛宗岗评《三国演义》时, 他称赞镇压黄巾军起义是好事, 评董卓“黄巾贼反不如此之盛”、“强盗是官做, 官又是强盗做。然则做了官是真做了强盗……”

 

再比如清道光六年 (公元1826) 俞万春所写的《荡寇志》, 它不仅咒骂农民起义是“贼”、“强盗”、“草寇”等等, 而且还要把他们都斩尽杀绝——“荡”——“寇”——完毕, 这种赤裸裸的血腥镇压的叫嚣——与伟大诗圣杜甫的立场又是多么地截然相反啊!

 

在封建社会中, “敌视”、“镇压”农民起义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如果有人企图以各种手段和或名目想把伟大的诗圣杜甫也打入这极少数的“另册”之中, 尽管他的主观意图如何, 都必将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难以肃清的流毒和影响——因为倘若杜甫都是如此, 中国诗歌史岂不是一片黑暗吗?

 

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一座伟大的历史丰碑, 他的不朽诗篇将光辉永存。不管他的作品在我们今天看来还有许多“不足”, 但在当时他已经是站在时代的最前列了。因此, 不管是求全之毁或不虞之誉, 都不是真实的杜甫, 也不是真实的历史。在波澜壮阔的诗歌史上, 杜甫的诗歌还将永远浩洗荡荡地流传下去!我们牢记这几句诗歌或许能帮助我们拨开种种历史迷雾吧:

 

“蚍蛇撼大树, 可笑不自量。”

 

“不知群儿愚, 那用故谤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