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宋代的杜诗学 关于宋人对杜甫诗的评论， 前一章里已有重点地作了介绍，这一节里着重接着 唐代樊晃《杜诗小集》，介绍宋人搜集编撰杜甫诗集 的功绩，介绍杜诗注释的盛况以及今存的几种宋人 的杜诗集注本。

樊晃于杜甫逝世之次年编成《杜诗小集》六卷， 其序中所言“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显系得 之传闻，未见原书。《旧唐书·杜甫传》称甫为 《集》六十卷，似乎也是自樊晃序文转述，《旧唐书· 经籍志》则无论六十卷之杜集，抑或六卷本之《杜诗 小集》，均未著录。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杜 甫集》六十卷，《小集》六卷。似亦自樊文转录。《新 唐书·杜甫传》则不详其著作卷数，似乎当时宋祁、 欧阳修等所见之杜集卷数均与旧闻不符。

今存杜集最早者为《杜工部集》二十卷，有王洙 记，先叙杜甫事迹，与两唐书本传颇有出入，从略。 记后段云：“甫集初六十卷，今秘府旧藏，通人家所 有称大小集者，皆亡逸之余，人自编摭，非当时第叙 矣。搜裒中外书，凡九十九卷(古本二卷、蜀本二十 卷、集略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孙光宪序二十卷、 郑文宝序少陵集二十卷、别题小集二卷、孙仅一卷、 杂编三卷)。除其重复，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诗 三百九十有九，近体千有六，起太平时，终湖南所作， 视居行之次若岁时为先后，分十八卷，又别录赋笔杂 著二十九篇为二卷，合二十卷。意兹本未可谓尽，他 日有得，尚副益诸。宝元二年十月，王原叔记。”但 此书刊刻问世则不在仁宗宝元二年(1039)而在嘉祐 四年(1059)，刊行者为苏州郡守太原王琪，其所撰 《杜工部集后记》云：“原叔虽自编次，余病其卷帙之 多而未甚布，暇日与苏州进士何君瑑、丁君修得原叔 家藏及古今诸集，聚于郡斋而参考之，三月而后已。 义有兼通者，亦存而不敢削，阅之者固有浅深也。而 又吴江邑宰河东裴君煜取以覆视，乃益精密，遂镂于 板，庶广其传，或俾余序于篇者，曰：‘如原叔之能 文，称于世，止作记于后，余窃慕之，且余安知子美 哉?但本末不可阙书，故概举以附于卷终。原叔之文， 今迁于卷首云。嘉祐四年四月望日，姑苏郡守太原王 琪后记。’”就现存宋本来看，这个刻本就是各种宋人 杜集之共同祖本，此后，学者于杜集或补遗、或增校、 或注释、或批点，或更转而为诗话、为年谱、为集注、 为分类、为编韵、为引得，无不受此二王本之赐。惜 此本流传至今者惟商务印书馆列入续古逸丛书第四 十七种之《宋本杜工部集》，此本首为王洙记，卷一 至八，古诗;卷九至十八，近体;卷十九至二十，赋 笔亲著。后附元稹《杜君墓系铭》、王琪后记。补遗 九首：计诗五首，杂文四首。最后有毛扆跋，张元济 跋。此本卷一、十七、十八、十九、二十、补遗一卷 为南宋绍兴初浙江刻本;卷十、十一、十二为稍晚期 建康府学刻本;卷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为毛氏影宋抄本。虽属抄配 本，亦今日研究杜诗者所共同承认的杜诗最古版本 矣。但是，对于王洙本，虽然王琪以为已尽天下所有， 实际上并非毫无遗漏，王洙具列所采诸本凡九种，其 中并没有提到苏舜钦《杜子美别集》、王安石《老杜 诗后集》、刘敞《杜子美外集》等种本子。今苏、王、 刘诸本既已亡佚，我们也不必再来抄引他们的序文 了。杜集篇数，王洙定为千四百有五篇。至英宗治平 年间，裴煜知苏州，遂取郡库原板，补刻所遗文四篇， 诗五首，附二十卷之后。继或改刻散入正集之中，所 谓蜀本即如此。又或增广成卷，或单行为书，或随集 而布。增加之篇数或为二十八，或为二十九，或为三 十五，或为四十一，或为四十五篇不等。至清初钱谦 益《笺注杜诗》总数得一千四百五十六首，至朱鹤龄 《杜工部诗集辑注》，得一千四百五十七首。仇兆鳌集 内一千四百三十九首，又外附逸诗、逸句、记梦诗等 数首，明知其非杜诗而录之，毫无意义。

随着杜诗全集的问世，校订、注释、评论杜诗之 著作，相继产生。现列举几种：王得臣《杜工部诗增 注》，序于徽宗政和三年(1113)。郑卬《杜工部诗音 义》序于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黄伯思《校定 杜工部集》，李纲序于绍兴四年(1134)。胡仔《苕溪 渔隐丛话》卷八云： “子美诗集，余所有者凡八家： 《杜工部小集》，则润州刺史樊晃所序也;《注杜工部 集》，则由翰王原叔所注也; 《改正王内翰注杜工部 集》，则王宁祖也;《补注杜工部集》，则学士薛梦符 也;《校定杜工部集》，则黄长睿伯思也;《重编少陵 先生集并正异》，则东莱蔡兴宗也;《注杜诗补遗正谬 集》，则城南杜田也;《少陵诗谱论》，则缙云鲍彪也。 不知余所未见者，更有何集，继当访之。若近世所刊 《老杜事实》及李歜所注《诗史》皆行于世，其语凿 空，无可考据，吾所不取焉。”以上这些都是北宋末 至南宋初的早期校注著作。除胡氏所举的诸家之外， 还有鲁訔、师尹、杜田、卞园等等人物。这些注本中 除胡仔指出的假托苏东坡的 《老杜事实》及李歜的 《诗史》不可靠，早经洪迈、朱熹等人所论定而外，王 原叔(洙)的《注杜工部集》也是一部颇多争议的书， 前引王洙《杜工部集记》只讲自己搜集整理杜诗，没 有说自己曾注释杜诗。北宋英宗治平(1064—1067) 以前之王洙编次杜集亦皆白文无注，王洙注本今已 失传，但南宋以来王状元、郭知达等各集注本中皆颇 多引用。其注文中有不少常识性谬误，不少注家称之 为“伪王洙注”。但有不少注文至今仍被沿用，而且 二王白文本杜集中王洙注亦偶有之。总之，自杜诗全 集二王本问世初期涌出的许多校注本，其校注质量 良莠不齐，而且散在许多本子里，以博学之胡仔亦仅 有八家，当时读者索检不便，便自然有集注本之要 求。以今之读者来说，那些初期注本既已亡佚，亦只 能于几种仅存的集注本中，始能略窥各家之梗概。当 时陆续应运而生之集注本，今存在有以下数种：

《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三十二卷。王 状元，是南宋绍兴二十七年进士第一的王十朋，书名 冠以状元，其实是书商们利用宋人重视状元的心理， 抬王十朋出来当招牌的。书中出于十朋的注释不过 二三十条。其余则杂用伪苏东坡注，王洙、赵次公、 薛梦符、师古、杜田、杜修可、鲍彪、王彦辅诸家注。 此书既托王十朋之名，则此书之编辑当在王中状元 之后。书中避宋讳“慎”字，而不避“敦”、“廓”，则 书当刻于宋孝宗隆兴、乾道、淳熙年间。看来这是现 存宋本杜诗中最早之集注本。其中保留了许多宋人 古注，虽杂伪注，大部分典故注释还是可靠的。此书 解放后出版过景宋本。

郭知达 《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三十六卷 (简称 《九家集注杜诗》)，郭知达序云：“杜少陵诗，世号诗 史。自笺注杂出，是非异同，多所牴牾，至有好事者 掇其章句，穿凿附会，设为事实，托名东坡，刊镂以 行，欺世售伪。有识之士，所为深叹。因辑善本得王 文公、宋景文、豫章先生、王原叔、薛梦符、杜修可、 鲍文虎、师民瞻、赵彦材凡九家，属二三士友，各随 是非而去取之。如假托名氏，撰造事实，皆删削不载。 精其雠校，正其讹舛，大书锓版，置之郡斋，以公其 传。”检验全书，所引以赵彦材(次公)最多，杜、薛 次之，鲍、师又次之，凡诗句下小注，不冠某云者， 大略皆他本所云王洙注者也，其云旧注者亦然。关于 黄鲁直、宋景文、王文公三家则并无注杜著作，不过 从诗话或杜、赵两家注文中转引而已。看来引赵次公 注最多，为本书很突出的特点。前引元好问《杜诗学 引》已指出在六七十家杜注中，赵次公“所得独多”。 这个“九家注本”被采入四库全书，目前最完善的版 本是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刊行的 《景印宋本新刊校 定集注杜诗》，是山阴沈氏研易楼所藏的传世孤本的 影印，全书四大函十六册，大字足本。赵次公注杜诗，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为五十九卷，钱曾《述 古堂书目》 为三十六卷，元好问 《杜诗学引》 简称 “证误”，故仇兆鳌引作《杜诗正误》。其书清代犹有 著录，今已失传。今存者只有《新定杜工部古近体诗 先后并解》未帙七卷，成帙十一卷，已帙八卷，有两 种明钞本，一种有近人沈曾植跋。为北京图书馆藏。 又一种宋刻清钞，有近人许承尧题跋，在成帙卷末有 “右杜诗先后解，宣和原刻，共十本，丙寅重钞”一 行。此本现归成都杜甫草堂。全本共廿六卷，是编年 本，今仅存十册，包括自永泰元年杜甫到戎州以后至 大历五年客死湖南时期的诗，沈曾植跋语说：“此注 于岁月先后、字义援据，研究积年，用思精密，其说 繁而不杀。诸家节取数语，往往失其本旨。后人据以 纠驳，次公受枉多矣。要就全书论之，自当在蔡、黄 数家之上。”许承尧跋语亦谓：“次公蜀人，于蜀中地 理最详，分析杜诗先后自可信。且为注杜最古之书， 惜神龙但见尾耳。”目前，林继中以多年心血从各种 杜诗集注中钩沉辑佚，把现存赵注都集中起来，标点 校订，成为一部长达百万言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 校》，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三十六卷，公私 书目所录书名亦有异同。这是黄希、黄鹤父子两代接 力完成的著作。黄希，字梦得，临川人，孝宗乾道二 年(1166)进士，官终永新令，尝作春风堂于县治， 杨万里为之作记。鹤字叔似，著有《北窗寓言集》，今 已久佚。他们以当时一种流行的千家注本作底本，在 旧注上写他们父子的补注。黄希所补，多是名物训 诂，黄鹤所补，多是各诗编年与史实背景。全书冠以 年谱辩疑，指出吕大防、蔡兴宗、鲁訔等人年谱之疏 略与谬误。各篇均注明创作之年月。例如《投简咸华 两县诸子》一诗，前人把咸华看作成华，编在成都时 期。黄鹤根据诗中所用的赤县、长安、南山之豆、东 门之瓜等词语典故，肯定诗题应是咸、华两县(咸阳、 华原)，而非成华两县(成都、华阳)，并定此诗作于 长安时期，很有说服力。所以多为后来注家所采用。 黄氏在引史证诗方面也颇有成绩，如《夔府书怀》中 “恐乖均赋敛，不似问疮痍”句下引了广德元年河东 道租庸调盐铁等使裴谞与唐代宗的对话，批评朝廷 盘剥好利，又引大历元年诏书，见出杜诗反映时事之 真实性与针对性，也为此诗作于大历元年提供了确 证。当然，黄鹤编年考史也有不甚确切之处，如《赠 李白》《郑驸马宅宴洞中》的编年都显然违背史实。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其考据精核者，后来注杜 诸家亦往往援以为证。故无不攻驳其书，而终不能废 弃其书焉。”这个断语，是相当精切的。

《杜工部草堂诗笺》五十卷，南宋蔡梦弼会笺，蔡 梦弼字傅卿，其跋语云：“我国家祖宗肇造以来，设 科取士，词赋之余，继之以诗，诗之命题，主司多取 是诗。惜乎世本讹舛，训释纰缪，有识恨焉。梦弼因 博求唐宋诸本杜诗十门，聚而阅之，三复参校，仍用 嘉兴鲁氏编次先生用舍之行藏、岁月之先后，以为定 本。每于逐句本文之下，先正其字之异同，次审其音 之反切，方作诗之义以释之，复引经子史传记以证其 用事之所从出。离为五十卷，目曰草堂诗笺。”蔡氏 可能是一个书贾，其会笺所采录的诗家，在跋语中有 所交代，但在注文中却隐去原注者之名，甚至冒别人 注文为己有。正因为他并不是学者，有些注文与编年 有矛盾，他也似乎看不出来。如《望岳》中“岱宗” 一首，鲁訔编在开元年间，本是正确的，而所引注文 中却言及安史之乱，可谓荒唐之至。但是他缀辑旧 注，也花了不少功夫。删繁就简，文气相属，既释字 句，复详篇意，便于初学。所引用王洙、师古、杜田、 杜修可诸家注文，也与王状元本、九家注本、黄氏补 注本所引有详略之异。总之作为一种比较完整地保 存至今的宋人集注本，还是有研究价值的。

按宋本杜集存于今者尚有《分门集注杜工部诗》 二十五卷，《门类增广集注杜诗》二十五卷残本一卷， 《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残本六卷。又宋人编撰杜甫 年谱者有吕大防、赵子栎、蔡兴宗、鲁訔、吴仁杰诸 家，其谱则附载于分门本、草堂诗笺，而吴谱仅见于 明人书目。

宋诗本为唐诗之继承与发展。西昆之继承温李， 江西诗之继承杜甫，四灵江湖之继承姚贾，皆众所周 知，若以学杜诗而成就最高之诗人而论，则以王安 石、黄庭坚、陆游三家为代表。王禹偁、陈师道、陈 与义、刘克庄、文天祥则学杜而能自成风格者也。至 于转益多师、名高一代之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 苏轼、杨万里、范成大，虽不专学杜，亦未尝不受杜 诗之教益也。杜诗学在宋代能取得上述之成就，追根 究底，亦上述诗人承唐代韩愈、元稹、白居易之遗风， 推波助澜，形成舆论，有以致之也。宋代诗话兴起， 依郭绍虞先生《宋诗话考》所搜集者殆一百三四十 种，除蔡梦弼《草堂诗话》、方深道《诸家老杜诗 评》等专论老杜诗者而外，惠洪《冷斋夜话》、陈师 道《后山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话》、黄彻《䂬溪诗 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杨万里《诚斋诗话》、刘 克庄《后村诗话》等都有较多论杜的资料。其中许多 影响较大的议论，已见前章引述。

还有成都、夔州、耒阳等杜甫所到之处，宋人建 祠庙、立诗文碑志之资料亦为数不少。

(3)元明两代之杜诗学 宋人治杜诗学，所尚在 辑校集注。元人一转而为批点、选注。批点之最流行 者，为刘辰翁。钱谦益说元人及近时之宗刘辰翁“奉 为律令，莫敢异议”，是符合实际的。元明两代所翻 印之杜集，惟带有辰翁评点者最多。《四库全书总目 提要·集千家注杜诗二十卷》云：“辰翁评，所见至 浅，其标举尖新字句，殆为竟陵(钟惺)之先声。王 士祯乃比之郭象注庄，殆未为笃论。至编中所集诸家 之注，真赝错杂，亦多为后来所抨弹。”在选注方面， 流传最广的是元张性《杜律演义》、为坊贾托名为元 代著名诗人虞集的《杜律虞注》及明赵汸类注五言律 诗，曾流传二三百年，在明清两代形成一种专读杜甫 律诗的风气。在此书之前元好问编了《唐诗鼓吹》十 卷，由元郝天挺注释，选唐人七律凡九十六家，风格 以高华沉着为宗。与此同时元人方回编选的《瀛奎律 髓》四十九卷，专选唐宋五七言律诗，倡导一祖(杜 甫)三宗(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的江西诗派风 格。这种专尚五七言律诗风气的形成与唐宋以来科 举考试要考诗赋的制度与官场应酬多用近体的风气 有很密切的关系。明代专释杜律的书有陈如纶《杜 律》、张孚敬《杜律训解》、王维桢《杜律七言颇解》、 赵本学《注杜声律》、赵大纲《杜律测旨》、赵统《杜 律意注》、颜廷榘《杜律意笺》、陈与郊《杜律注评》、 郭正域《杜律选》、 黄光升《杜律注解》、 孙��《杜 律》、汪瑷《杜律五言补注》、邵傅《杜律集解》、谢 杰《杜律詹言》、薛益《杜工部七言律诗分类集注》。 明人对杜诗见解的狭隘，从这一系书名可以看出。至 于全集注解，较受后代学者注意的有明初单复《读杜 愚得》十八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此书：“笺释 典故，皆剽掇《千家注》，无所考证，注后隐括大意， 略为训解，亦循文敷衍，无所发明。”又嘉靖年间，邵 宝《杜少陵先生分类诗注》二十卷，其书诗分体，题 分类，殊为繁杂。全诗逐句解释，多取材于 《千家 注》，最后又将全诗翻译为浅近文字，取法于单复 《愚得》，而比单更为详切。但洪业《杜诗引得序》颇 疑此书非邵宝所作，如释《戏为六绝句》竟随着《千 家注》误解“尔曹”为“王、杨、卢、骆”。甚至还 援引南宋诸家所共同反对的伪东坡注，其浅陋殊不 类一代名儒之手笔。不过其解释全诗亦颇煞费苦心， 照应弥缝，时亦粲然成篇，便于初学。故仇注时或征 引。总的来说，元明两代是因袭宋人校注的杜诗学中 衰时期。

明代诗人也有学杜的，王世贞《艺苑卮言》说： “国朝习杜凡数家，华容孙宜得杜肉，东郡谢榛得杜 貌，华州王维桢得杜一支，闽州郑善夫得杜骨，然就 其所得，亦近似耳。唯梦阳具体而微。”在这些诗人 中只有郑善夫比较接近杜诗现实主义特色，于是受 到舆论的攻击。这种衰歇现象之出现与明前后七子 的复古主义文艺思想也是互为表里的。明前后七子 和杨慎等人主张学古诗，必学汉魏、三谢，学今体诗 必学盛唐，必学杜甫。这种观点，初看起来也相当尊 重杜甫，实际他们眼中的杜甫差不多只剩下一些七 律五律的名篇，杜甫那些“诗史”名篇的五古、七古 已被束之高阁。自宋代“乌台诗案”，把写诗讽刺新 法的苏轼逮捕下狱几乎送命以后，同代诗人莫不以 他为鉴戒，江西派诗人洪炎为其舅父黄庭坚的文集 作《后序》，就明言指责杜甫的《新安》《石壕》《潼 关》《花门》之什“几于骂矣”，这自然是发挥他舅父 的观点：“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 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明代杨慎更在他的诗话里 对杜甫的《丽人行》《垂老别》等诗史之作，大加指 责，称之为“类于讪讦”的“下乘”之作，也不过是 拾黄庭坚的余唾罢了。无怪后七子首领王世贞在《艺 苑卮言》里列举《诗经》里的一些大胆夸张、辛辣讽 刺、愤怒责骂的诗句来反驳杨慎了。明末轻杜潮流的 代表人物是陆时雍和王夫之，陆说杜诗比汉魏六朝 诗是倒退，王夫之攻击“诗史”之说，与杨慎近似。 胡震亨《杜诗通》，注解不多，偏重评点，辑录了刘 辰翁、王世贞、胡应麟、郑善夫等人之评语，又加 “神品”、“妙品”、“能品”等空洞的分等次的总评。作 者是明代搜集整理唐诗卓有成就的学者，其最主要 著作《唐音统签》为后来《全唐诗》之编纂，打下基 础。《杜诗通》是他晚年之作，书中冠以“遁叟曰”的 个人见解，颇有明人标新立异特色。引郑善夫之评语 尤多，有时称好、称妙，有时说拙、说劣。如评《石 壕吏》：“目前实事，写得就是乐府。”深得乐府精神。 而评《小寒食舟中作》“云白山青”一句“不成语”。 《进艇》一首“不成文理”。实际上还是深受李何七子 格调派观点拘束的表现。书中注释寥寥无几，但有的 考证，尚为清代注家所取。

(4)明清之际与清代之杜诗学 明末清初，由于 阶级斗争、民族矛盾的空前尖锐，饱经忧患的士大夫 和人民又一次从杜诗中得到亲切的感受与共鸣。一 时诗人如顾炎武、吴嘉纪、屈大均、朱彝尊、吴伟业、 钱谦益等人，创作莫不宗仰杜诗。杜诗学也在宋之后 再次兴起高潮，王嗣奭的《杜臆》，卢世㴶的《杜诗 胥抄》，钱谦益的《钱注杜诗》，朱鹤龄的《杜工部诗 辑注》，都是这一时期问世的名作。

王嗣奭 (1565—1648)的《杜臆》： 王氏是浙江 鄞县人，万历二十八年中举，崇祯末官至四川涪州知 州，入清不仕。他写定此书，正在明室覆亡、清人入 关的甲申、乙酉两年。成书时年已八十。这部书发表 了不少前人未发之议论。如评述《哀江头》指出： “公追溯禄山乱自贵妃，故此诗直述其宠幸之盛，宴 游之娱，而终以血污游魂，所以深刺之也。”这和自 宋以来把此诗与《长恨歌》相提并论之说，倾向自有 差别。评二吏、三别五篇说：“此五首非亲见不能作， 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以事至东都，目击成诗，若 有神使之，遂下千秋之泪。”又评《新安吏》云：“此 诗炉锤之妙，五首之最。……短小是不成丁者，盖长 大者早已点行而阵亡矣，又就短小中分出肥瘦，有母 无母，有送无送，此必真景，而描写到此，何等细心。 此时瘦男哭，肥男亦哭，肥男之母哭，同行同送者哭， 哭者众，宛若声从山水出，而山哭水亦哭矣。至暮则 哭别者已分手去矣，白水亦东流，独青山在，而犹带 哭声，盖气青色惨，若有余哀也。止着一哭字犹属青 山，而包括许多哭声，何等笔力，何等蕴藉!”“余年 二十而读此诗，年八十而于枕得此解，为之一快。”这 是白居易以后给二吏三别以很高评价的第二人。《杜 臆》有1962年中华书局影印手稿，又有1983年上海 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卢世㴶 (1588—1653)的《杜诗胥抄》《余论》： 卢世㴶，字德水，山东德州人。明天启五年进士，授 户部主事，改监察御史，督漕运。明亡后，清以原官 征诣京师，辞疾不起，避地平原，有《尊水园集》。此 书《胥抄》部分乃就杜诗选取十之七、八，抄录成帙， 不录注释评语，取杜甫《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中 “乞米烦佳客，抄诗听小胥”之句而取名。《余论》一 卷，则分论五七言古近各体，又有“论摘录”。后有 离《胥抄》而单印《大凡》《余论》而改名《读杜私 言》者。今存于《尊水园集》中者亦名《私言》。近 代学者黄节称其《私言》“能贯穿一意，提挈大纲，比 类研精，以窥全体”。例如称“子美千古大侠，司马 迁之后一人，子长为救李陵，而下腐刑。子美为救房 琯，几陷不测”。其论杜甫五言古诗一节，对明七子 规规然笃选体的观点表示不满，他认为：“老杜深广 无端，波澜万状。”“独往独来，自由自在。”“卓乎自 成其为子美。”其他评杜甫七古、七律、五七言绝句 诸体均有其独到见识，与明代格调派议论不同。

钱谦益(1582—1664)的《钱注杜诗》，是清初 影响甚为广泛的注杜名作。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 江苏常熟人。他是明清之际诗坛领袖人物。明末官至 礼部尚书，清兵南下，他在南京迎降，作了清朝的礼 部侍郎，声望顿降。钱氏研究杜诗多年，曾撰《读杜 小笺》《读杜二笺》，晚年又增益成此书。此书特色在 以史证诗，以钩稽考核史实、探索诗旨为务。其中 《玄元皇帝庙》《洗兵马》《入朝》《诸将》之笺注，作 者自负为“凿开鸿濛，手洗日月”之作。但他过分抹 煞宋人多年注杜的功绩，不能服人，何况他书中未注 的空白篇章较多，别人已有成注，他又不屑采用。因 此此书不适于作一般杜诗的读本。许多可以编年的 诗，他也不编年，理由是免除穿凿附会，结果就难免 因噎废食。

朱鹤龄(1606—1683)的《杜工部诗集辑注》，因 为纂集研究过程中曾与钱谦益一度合作，后来又关 系破裂，决定两家各自刻其书，结果，他在考证史实 方面仍节取钱注，少有发明。版本之校勘编次更劣于 钱注。但朱注能辑诸本之长，间存异说，亦有可采。 训释字句，亦较钱书详备。故仍能与钱书并行于世。

自钱注、朱注问世，学界继起注杜者络绎不绝， 其有名者有吴见思《杜诗论文》(1672)、张溍《读书 堂杜工部诗集》(1673)、卢元昌《杜诗阐》(1682)、 张远《杜诗会稡》(1688)、黄生《杜诗说》(1696)等 家，其选注颇各有特色。

仇兆鳌(1638—1713)《杜诗详注》是继钱朱两 家后，带有总结性的著作。仇氏字沧注，康熙二十四 年进士，四十三年以进呈《杜诗详注》受知于康熙， 升授侍讲、侍读、礼部侍郎。仇氏以二十多年时间， 广泛搜集宋元以来杜学著作，编辑成这部带集注、集 评性质的巨著。全书一百三十余万言，规模空前，蔚 为大观。《四库总目》云：该书“每诗各分段落，先 诠释文义于前，而征引典故列于诗末。其中摭拾类 书，小有舛误者，如 ‘忘机对芳草’句引《高士传》 ‘叶干忘机’，今《高士传》无此文，即《太平御览》 所载嵇康《高士传》几盈二卷，亦无此文;又注 ‘宵 旰忧虞轸’句，不知二字本徐陵文，乃引《左传注》 ‘旰食’，引《仪礼注》‘宵衣’，考之郑注，‘宵’ 乃 同 ‘绡’，非 ‘宵旦’ 之 ‘宵’ 也。至《吟杜》卷中 载徐增一诗，本出其《说唐诗》中，所谓 ‘佛让王维 作，才怜李白狂’者，盖以维诗杂禅趣，白诗多逸气， 以互形甫之谨严，兆鳌乃改上句为‘赋似相如逸’，乖 其本旨。如此之类，往往有之，皆不可据为典要。然 援据繁富，而无《千家》诸注伪撰故实之陋习。”其 引证之浩博，几乎包括了他以前的一切注本，王嗣奭 的《杜臆》、黄生的《杜诗说》颇多创见，又无刊本， 他能“不遗巨细”地采入书中，更增加其书之价值。 但他这本书是奉献给皇帝的，所以在注释中就处处 强调杜甫“立言忠厚，可以垂教万世”。遇到杜诗悲 愤、狂率之处，往往有意识地削弱杜诗的思想锋芒。 但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鲜明尖锐的揭 露，他也不得不承认“朱门酒肉等语，皆道其实，真 诗史也”。

浦起龙(1679—?)的《读杜心解》。浦氏字二田， 无锡人。雍正二年进士，曾任苏州府教授，此书著于 钱仇诸家之后，颇有意于立异。全书以分体为主，并 在各体中以编年为先后，又在分体目录之前列目谱， 虽感繁碎，但能兼收编年之益。目谱之后有《读杜提 纲》十条，除指点读杜注意事项外，则突出不同时期 杜诗思想内容之特点。如“天宝间诗，大抵喜功名、 愤遇蹇、忧乱萌三项居多”。又如“代宗朝诗，有与 国史不相似者。史不言河北多事，子美日日忧之;史 不言朝廷轻儒，诗中每每见之。可见史家只载得一时 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 处”。不仅道出杜诗阶段内容，并对诗与史关系能发 出理论上之创见。作者兼长史学，曾著《史通通释》， 在杜诗的编年考史方面颇能正诸家之疏失。惟封建 思想很重，论《北征》竟大骂杜甫极力赞美的“桓桓 陈将军”是 “纵凶锋于上前”。

杨伦(1747—1803)的《杜律镜铨》，是清代最 后一部全集评注本。杨氏字西禾，江苏阳湖人，乾隆 四十六年进士，官广西苍梧县。他是一个著名诗人， 有《九柏山房集》。他的《杜诗镜铨》自序说：“余自 束发后，即好诵少陵诗，二十年来，凡见有单词只字 关于杜诗者，靡不采录，于旧说多所折衷。年来主讲 武昌，闲居无事，重加排纂，义有抵滞，至忘饮食， 不觉豁然开明，若有神相之者。凡阅五寒暑，始获成 书。”本书编年，参酌诸家，“使编次得则诗意易明”。 其时事考证，多取朱鹤龄，实即兼取钱笺，惟因钱书 当时遭禁，故序中不便言明。对前人注释，能删繁就 简，去芜存菁。对前人未及的微词奥义，亦时有发明。 采用刘辰翁、卢世㴶、王嗣奭以至蒋弱六等十几家评 语，尤见特色。

清代除全集注释的几部名著而外，受元明人影 响，也有一些专释杜律的著作，如张笃行《杜律注 例》、沈汉《杜律五言集》、顾宸《杜诗注解》十七卷 (内五律十二卷、七律五卷，包括杜甫全部律诗)、陈 醇儒《书巢笺注杜工部七律》、朱瀚《杜诗七律解 意》、陈之埙《杜工部七言律诗注》、陈廷敬《杜诗诗 话》、李文炜《杜律通解》、纪容舒《杜律详解》、边 连宝《杜律启蒙》、庄咏《杜律浅说》、潘树棠《杜律 正蒙》、徐勷右《杜律蒙求》，还有日本、朝鲜学者的 《杜律评丛》(日·度会末茂)、《杜律发挥》(日·释 显常〔大典〕)、《杜律详解》(日 ·漳阪孝绰)、《杜律 分韵》(朝·摘文院汇编)。明人学诗多局限于学作诗 之狭隘目的，故前后七子都劝人勿读唐以后诗文。清 人之笺注杜甫全集者，若钱、朱、仇、浦俱博学之士， 文词之外，兼通经史。仇注自谓“据孔孟之论诗者以 解杜”，“论他人诗，可较诸词句之工拙，独至杜诗， 不当以词句求之”。浦解亦称“杜诗合把做古书读”， “读杜不专是学作诗”。这些话，开始摆脱了为学作诗 而读杜的狭隘目的的限制。惜乎乾嘉以后，从事杜学 杜注者，罕有及钱朱仇杨诸人者矣。谓之杜学渐衰， 亦可也。但在诗坛上学杜而自成面目者仍代有其人， 如中期之钱载、郑燮，后期之姚燮、郑珍、黄遵宪， 不过粗举而已。

(5)近百年来杜诗学之潜在影响 近百年来，我 国内忧外患日深，无论政治、经济、学术、文化，均 呈旷古未有之变局。学习世界先进潮流，创造中国新 文化，已成必然趋势。但是，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一个 饱经忧患而能自立之民族，我国文化中并不缺乏鼓 舞人民在忧患中奋进之传统。杜甫的诗，正因为代表 着这个文化中之优秀传统，并未随历史之巨变而减 价。读者不妨看看这两段受人忽略的历史记录：

南海先生不以诗名，然其诗固有非寻常作 家所能及者，盖发于真性情，故诗外常有人也。 先生最嗜杜诗，能诵全杜集，一字不遗。故其诗 虽非刻意有所学，然一见殆与杜集乱楮叶，余能 记诵百余首。

梁启超 《饮冰室诗话》

顷阅章衣萍《秋风集》有云：“马一浮一日 谓人曰：“君知当年寄居杭州萧寺时，有一人能 背诵杜诗全集而不遗一字者乎? 此人即今之陈 独秀也。”

郑逸梅 《千百年后之杜陵知己》

(《草堂》1982年第2期)

这两段史料分别谈到了两位近百年史上之风云人 物。一是清末首倡变法之康有为，一是民国初年领导 “五四”政治文化新潮流之陈独秀。两人不仅时代背 景不同，思想学术虽皆同向西方学习，但亦罕有共同 语言，唯其嗜爱杜诗之深，能背诵杜诗一字不遗，则 先后无殊。在长期封建历史上，能熟读四书五经者甚 多，能诵杜诗全集者，虽钱朱仇杨等杜学大家，亦未 闻其能诵全集而熟烂至此。这不能不说是奇迹。康有 为之弟子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赴日本创办《新民 丛报》，以“笔锋常带感情”之政论文字风靡一时，不 啻为“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前驱。晚年为后生说诗， 亦特标《情圣杜甫》以为号召。陈独秀于五四运动之 前，创办《新青年》，刊载胡适“文学改良”之“刍 议”，举“文学革命”之大旗以为响应，打开白话文 运动之新局面。而在答胡适论文学革命之书信中，则 谓“诗中之杜，文中之韩，均为变古开今之大枢纽” (《陈独秀选集》53页)。胡适撰《白话文学史》，亦 独将杜甫一人辟为专章。其比较李杜则曰： “(李 白)在云雾里嘲笑那瘦诗人杜甫，然而我们终觉得杜 甫能了解我们，我们也能了解杜甫。杜甫是我们的诗 人，而李白则终于是 ‘天上谪仙人’ 而已。”曾经加 入《新青年》，以《狂人日记》等名作参与发动“五 四”文化革命之鲁迅，到三十年代，岿然成为众望所 归之革命文学导师，晚年与郁达夫、刘大杰讨论中国 文学史，以为中古之陶潜、李白、杜甫皆第一流诗人， 继而又说：“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 得稍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 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刘大杰《鲁 迅谈古典文学》，见《文艺报》1956年20号) 众所 周知，鲁迅晚年在政治上已与胡适分道扬镳，唯此评 论杜甫之寥寥数语，仍然与胡适笙磬同音。

自“五四”以来，重新估定传统文化价值，已成 学术文化界不可抗拒之洪流。讨论杜诗价值之论著， 亦源源不绝。远在1928年，新诗人闻一多就在《新 月》杂志上发表《杜甫》一文，称杜甫为“中国有史 以来第一个大诗人”。此后，陈寅恪在《书杜少陵 〈哀王孙〉后》中，也说“少陵为中国第一诗人”。郭 沫若称杜甫为 “诗中圣哲”。毛主席参观成都 “草 堂”，更称杜甫为 “政治诗人”。学术界集体编撰之 《中国文学史》教材，则称杜甫为“伟大的现实主义 诗人”。从这一系列事实，可以看出杜诗的潜在影响， 不仅不因新文学之胜利而消失，而且会随着新文学 之胜利发展而长存。过去读者多半为学作诗词而读 杜，今之读者则多半为提高自己的历史文化素养、提 高阅读欣赏诗词水平而读杜，此固杜诗学所以长存 之一般规律。未来之专攻杜诗学者，一方面固然要继 承杜诗校勘、笺注、批评方面之丰富遗产，另一方面 又不能不结合新的美学与哲理，结合文学创作的推 陈与出新，结合语言学之语法与修辞，结合中西诗学 之比较与通译，为汉语文学之发展，为世界文学之建 构作出应有之贡献。从一般历史文化意义来说，杜诗 的影响所及，早就不局限于文学范围，杜诗中爱国忧 民精神，感召着千百年来的广大读者，对杜诗学的研 究者来说，更值得对此作广泛、深入的探索。

杜诗学基本研究资料： 上面历代杜诗学要籍介 绍中已有说明，此不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