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 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异同，必资论辩，宜令都省集议闻奏者。朝议郎行尚书职方员外郎上骑都尉韩愈议曰：

伏以子复父仇，见于《春秋》，见于《礼记》，又见《周官》，又见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详于律，而律无其条; 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

夫律虽本于圣人，然执而行之者，有司也。经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周官》 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义，宜也，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仇也。此百姓之相仇者也。《公羊传》 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不受诛者，罪不当诛也。诛者，上施于下之辞，非百姓之相杀者也。又《周官》 曰：“凡报仇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言将复仇，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

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怜孝子之心，示不自专，访议群下。臣愚以为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称，可议于今者; 或为官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于今者。又《周官》所称，将复仇，先告于士则无罪者，若孤稚赢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为断于今也。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 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谨议。

唐宪宗元和六年 (811) 九月，有富平县人梁悦者为报父仇而杀人，且自束归罪，听凭发落。唯此类个人复仇案件直接涉及“王教之端”的“礼”和“法”，而刑官、有司并无明确的律条为判决之依据，一时竟不知所措。不过复仇案件已为世人所注目，其影响之大亦轰动朝野，以至于不得不提交朝廷圣裁。遂有宪宗专为此下诏作廷议之举。其诏曰：“在礼父仇不同天，而法杀人必死。礼、法，王教大端也，二说异焉。下尚书省议。”而是年秋，韩愈正值从河南令任上擢升为尚书职方员外郎，便应诏写下了此篇《复仇状》。

以状名篇的文字，亦属古代文体的一种。其文侧重于陈述、记叙、申诉、褒奖之言辞;涉及的对象或景物，或人事，或史实;而其名称则有行状、传状、逸事状、诉状、供状等不同。体现了同一文体因内容、对象的区别，使文章的程式与写法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考“状”之本义似指事物的形态、情况。所谓“状者，貌也。体貌本原，取其事实”(《文心雕龙·书记》)。后又引申出陈述、申诉一类的广义。至于用在下对上的叙述事理，解释辩析，如《庄子·德充符》的“自状其过”，《汉书·赵充国传》的“充国上状曰”二句，已经含有奏议文字所特有的上行文体之标韵。

唐代个人复仇案件时有发生，已衍成重大的社会问题。历朝君臣虽多有探究，如陈子昂作《复仇议状》、柳宗元撰《驳复仇议》，终经反复廷议而不能断析明确。可见韩愈《复仇状》的成篇之初已使作者有一难一易。朝野纷纭，士民关切，且有前朝陈子昂、柳宗元的辩析阐论在先，使落墨多可借鉴，此为易;而廷议不决，陈、柳二文虽有抵牾，题意已几尽淋漓畅达，此又反成其难。韩愈唯有另辟蹊径，才能对“个人复仇”这一旧题辩议出新意新旨来。所以，作者起势依“状”文上行体之程式，由“奉敕”落笔，考“据《礼经》”，检“征法令”，指出此类复仇案于礼于法“有此异同”。人君下诏，“必资论辩”实在是大可一议的。

全文论述的重点旨在阐明，对“复仇”一案，世人困惑久矣。其原因即在不明了《礼经》既已允许子复父仇，而法律却从无此条例;形成这种王教大端在相合比勘时，礼与法的“有此异同”，并非由于先人疏忽而留下的“阙文”。韩愈认为，量刑定罪时或依经或依法，一时不能裁决，正是为了便于“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复仇”一类案件为世所重，乃因其情况的复杂难辨。纯凭经义而论，单从律法为断，都可能出现误判。所以这种阙文非但不是疏忽，恰是礼与法的一“断”一“议”，彼此辅助，相反而相成的需要。这种形式上的似乎相抵，本质上却并不矛盾。

文中，作者为了阐述这种“有意的疏忽”，似将全篇结构分作四节三段。首节之外，二、三节由古代经典入手，辨析“子复父仇”的文字屡见于典籍，偏有“最宜详于律，而律无其条”的事实。以由表及里的手法，从一般的现象到探究出其异同的原因。作者引经据典，指评史实，文字有根有据而又刚健雄肆，但行文的语气、语调始终平和，显得紧凑明朗。使论述既一目了然，又有很强的逻辑性。作为这篇《复仇状》的主要篇幅，韩愈历数《春秋》、《礼记》、《周官》，以至“诸子史”。凡经典教义，白纸黑字“不可胜数”，无不以“子复父仇”为天经地义，而“未有非而罪之者”。韩愈为文，讲求“词必己出”，“唯陈言之务去”。论说子复父仇，虽引证经典，其命意遣词却志在创造。其中“未有非而罪之”一句，是作者提炼于《礼经》一类典籍的高度概括，其形象生动，气势充畅有力。论法制的“律无其条”乃“非阙文”，行笔又巧用了“最宜祥”三字预作铺垫。“最”字承转“未有非而罪之”的文意而来，却由“而”字顺作转折，断揭以人人皆知的“律无条文”，以与上文的“不可胜数”形成鲜明的对比。且“非阙文”照应于“非而罪之”。以一实一虚、先实后虚的判断编排句法，使文势跌宕起伏。而实中有虚拟，虚又由实衍生，更将语辞的变化围绕着上行文体的对象与内容，在委婉环复中隐发着作者内心的感慨和豪迈。所谓“不许复仇”，则“伤心”、“乖训”;“孝子”与“先王”两不能遂其志; 而“许复仇”，则“倚法专杀”者“无以禁”; 君臣士民皆不能得其宁。“复仇”与否，两为其难。可见在礼义与法治之间，“阙文”自古至今，原应有其“不可一例”的理由。

从寻求礼与法之间的“阙文”，到探究其之所以然，韩愈又铺筑起两条线索，专阐述廷议思考的途径。一是强调法律的“本于圣人”、“执于有司”; 一是指出“经义所明”在于“制有司者”，足可证礼义与法律的并不相背离。其中的奥妙似在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但作者独以“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来说明“阙文”的出现并非疏忽与偶然。文中的“丁宁”、“深没”二词，辞浅意深，又颇生动形象。使礼法之间的微妙联系得以揭示。作者感慨《礼经》的“丁宁其义”而“深没其文”; 叹惜世人不辨“其义”、“其文”的“不可一例”。行笔由寓理于史事到阐发于经典，深入浅出，化裁自如。使“阙文”在“一断于法”和“引经而议”之中成为衡量礼、法统一的契机。韩愈为文“志在古道，又甚好其文辞”(《答陈生书》)，所以落笔成篇能“其事信，其理切”(《至邓州北寄上襄阳于相公书》)，尊古而不泥古。作者发掘礼、法之内涵，不因循于旧章陋习，从文章到文辞都能辞必己出，淘洗陈言，在思想与艺术上亦显示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创造。从《复仇状》全文的主旨与结构看，三节的这一层文字乃是韩愈辨析“复仇”一案的理论依据。以下由《周官》区别杀人的“义”或“不义”; 由《公羊传》分出父罪的“当诛”或不“当诛”。遂指明百姓复仇的“宜”与“不宜”;“非百姓”复仇的“可”与“不可”。行文引经据典，叙中有议，论述亦简明。作者直接引证经典的原文，或表赞同或生疑义，均暗寓于字里行间。末以《周官》论“杀之无罪”的经义收束二、三两节，实际上已把经典中有关“复仇”的大义要旨一一记述列出，为下文的直陈己见作对比和铺饰。在写法上并不是一事一论，一典一议，而是先写足“礼义”、经典。表而上似乎不言明作者的取舍褒贬，但在叙论中已流露出韩愈的态度。同时，行文处处不失“状”文上行体的规范，将作者专擅的气势磅礴融汇于叙论得体的文字之中。既符合尚书职方员外郎的身份，又能在严谨平和的行文里固守其志，不失韩愈惯有的风格。

末节自成一段，旨在提出作者个人的见解。所谓“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主张对“复仇”之事应先区分是百姓间的仇杀，还是百姓“为官所诛”;其后才是考察案情细节的“各异”。作者在文中明确地表示凡民“为官所诛”。即使“如《公羊》所称”，仍“不可行于今”，而百姓间的复仇，则当依“《周官》所称”而“可议于今”了。反映了作者维护封建统治的等级制度，坚持“刑不上大夫”的阶级烙印。至于经义中对“杀之无罪”的规定，韩愈以“孤稚赢弱”的复仇者，因“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并不能“先言于官”，“书于士”，认为“未可以断于今”。这虽有应根据案情始末“各异”，取“酌其宜而处之”的态度，但作者并不反对纯粹个人“复仇”的行为，恰体现了韩愈思想的局限。所以尽管作者得出了“复仇”一案，“杀之与赦，不可一例”较合情理的分析，但只要案涉官府，便非但以“不可行”论，甚至连“酌其宜”的余地都没有了。“王教之端”的礼与法在这儿倒是绝对地统一，所谓的“断法”、“经议”也就露出了它那虚假的一面。以此观《复仇状》全文，辩议归辩议，经典归经典，而礼、法之间的“阙文”倒是为作者所津津乐道。因为这种别有原因的“疏忽”，既有其一定的理由，更使民“为官所诛”有了辩驳自释的机会。从这一点看韩愈“状”文中献给君王的“宜定其制”，实质上分为截然不同的两部分。其可取处在“酌其宜而处之”一句，但最终仍不过是“尚书省集议奏闻”，大主意还是交由君王去拿定，这或许正是宪宗下诏的本意。

本文在艺术上以其论述的跌宕严密、层次明晰、时有新意而著称。尤其是对经典经义的引证，或作论据、或为论点、或汇聚铺衬、或阐发识见，都能恰如其分，得体而相宜。唯身为朝臣的韩愈，以“当官议当案”，视“仇乃禁脔，势不可动”，使《复仇状》留有“谄谀专制”之处(均引自章士钊《柳文指要》卷四)，难免为后人所指评。平心而论，此文艺术上的成就并不能掩其严重的思想局限。与韩愈的另一些“谀墓”作品相比，唯其议状时的“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反自成特色。对韩愈来讲，能将一篇急言竭论，写得文气宽衍，藏锋敛势，倒是难能可贵的。

字数：4028 作者：李林
知识来源：关永礼 主编.唐宋八大家鉴赏辞典.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1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