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题咏《石鼓文》的一首长诗，为韩愈的代表作之一，历来颇负盛名。 《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在十块鼓形石上，每块各刻四言诗一首，歌咏国君游猎情况，因而也称“猎碣”。所刻书体，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历来对其书法艺术评价颇高。它的制作年代，唐人一般认为是周宣王时;宋人始提出始皇以前之说;经近代和今人研究，公认为秦刻石，但仍有文公、穆公、襄公、献公诸说。石原在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初被发现。自唐以来，诗人题咏甚多，韦应物、韩愈、苏轼的《石鼓歌》为其中最著者。当时韩愈建议移存太学，但未被采纳。宋徽宗时曾从凤翔移至汴京，金人陷汴京才运到北京。十石文字大多剥泐，原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韩愈(768—824)，唐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西)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曾任国子博士、刑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卒谥文。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倡导者，旧时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诗风格雄奇豪荡，并以文入诗，有时流入险怪，对宋诗影响颇大。有《昌黎先生集》。

 

韩愈的这首长诗，可分如下几层来赏析：

 

第一至四句为第一层，叙《石鼓歌》写作缘由，为全诗总冒。

 

张生，有人说指张籍，有人则认为指张彻。少陵，地名，在长安县(今陕西西安)南，唐诗人杜甫曾居于此，并自称“少陵野老”。谪仙，指李白。 《新唐书·李白传》：李白“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 ‘子，谪仙人也!’”诗的第一层是说：张生拿着《石鼓文》，劝韩愈作《石鼓歌》。韩愈想到：大诗人李白、杜甫均已去世， 自己学浅才薄，将拿石鼓怎么样呢?这一层既表现了诗人的谦虚，又起了点题的作用，四句中三句言及“石鼓”。反复地承应和突出了诗题。

 

第五至十六句为第二层，诗人推测和想象《石鼓文》诞生的时代及制作情况。

 

“周纲凌迟四海沸”。陵迟，斜平，引申为衰落颓败。周室到了厉王时代，统治发生危机，纲纪已乱，四海动荡不安，沸反盈天。这句的艺术用意是故作跌宕，以反衬下句： “宣王愤起挥天戈。”周宣王(?—前782)，姬姓，名静(一作靖)，厉王之子，史称“中兴之王”。他愤起举兵，南征北伐。挥天戈，指天子用兵。于是， “大开明堂受朝贺”。明堂是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及祭祀、庆赏等大典均于其中举行。诗人写到，周宣王明堂大开，诸侯纷纷入朝，剑上的佩玉因磨击而鸣声琤琮，交响左右。透过这一细节描写，可见朝会的人数之多，典礼之盛。

 

诗篇紧接着转入重点描叙：周宣王蒐(游猎)于岐阳——岐山之南，浩荡的车队，驰骋的骏马，雄姿俊发，不可一世。“万里禽兽皆遮罗”，辽阔的地区之内，飞禽走兽均被遮拦收罗殆尽，这是何等的声势!韩愈把石鼓定为周宣王时作，主要的根据是《诗经·小雅·车攻》。该诗起句“我车既工，我马既同”，与《石鼓文》起句相同; 《车攻序》也说： “宣王会诸侯于东都，因田猎而选车徒。”故而有人把石鼓称作“周宣王猎碣”。然而周宣王蒐于岐阳这个特定的地方，古籍却无明文。据《左传》载，倒是“周成王蒐于岐阳”，韩愈在诗中误将它与宣王田猎之事混而为一了。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镌、勒，义均为“刻”。隳，毁坏。嵯峨，山势高峻，这里指高山。两句意为：为了刻石记载与诸侯田猎的盛举，使之与石同寿，传留万代，竟毁坏高山，将巨石凿成大鼓之形。诗人还说，由于随从的臣子才艺都是第一流的，于是拣选撰刻，终于将石鼓留在山陵。

 

诗中又写到，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千百年来经磨历劫，不论是风吹雨淋，还是烈日烤晒，或是野火焚烧，都没能使它毁灭，这是由于有鬼物守护着， “烦撝呵”三字，更写得形象生动，鬼神们对于不利于石鼓留存的种种自然力，或以手挥去(撝)，或责怒呵喝(呵)，这同时也把风、雨、日、火等自然物拟人化了。

 

第十七至三十句为第三层，赞颂张生的《石鼓文》纸本。

 

诗人问道：公(对张生的尊称)从哪里得到这罕见的拓本?它和留传下来的原石相比，几乎是形态尽备，没有丝毫差异亏讹。

 

接着，评论和描述其字体书法。 《石鼓文》辞义严密，读了也很难全部知晓;就字体看，既不似汉代盛行的隶书，又不似先秦的蝌蚪古文(头粗尾细、形似蝌蚪的一种字体)。当然，由于年深日久，不免有缺损的笔画，然而这类缺画，也生动可观，犹如快剑斫断了的活生生的蛟龙和鳄鱼。 《石鼓文》的笔势风格，是如此翩翻多姿，好像仙人们将要从天而降，鸾鸟凤凰在长空展翼飞翔，以为先导; 《石鼓文》的字画结构，是如此错综美妙，好像珊瑚碧树，交相辉映，枝柯纵横，自然天成;再看它的笔画线条，又好像金(金属)的绳，铁的索，锁的纽，盘屈而又壮美;而《石鼓文》中某些漫漶隐灭的字迹，又令人想起某些神异的故事。 “古鼎跃水”的传说，出于《水经注》。据载，周显王四十二年，作为国家重器的九鼎沦没于泗渊。秦始皇时，鼎现露于水，始皇大喜，命数千人入水以绳索系而拉之，但绳索被龙齿咬断，宝物终于没有出水。“龙腾梭”的传说，出于《晋书·陶侃传》。陶侃在雷泽捕鱼，曾网得一个梭子，回家后就把它挂在墙壁上，不久，雷雨大作，棱子变成赤龙，腾空而去。这些传说的引用，把人们的眼光从剥泐的字迹引向神话的空间，奇思遐想，联翩而至。“快剑斫断生蛟鼍”至“古鼎跃水龙腾梭”五句，是全诗最为精彩的片断，它雄浑光怪，想象丰富，句奇语重，镇得住纸，可谓大手笔。

 

《石鼓文》为规整的四言诗。韩愈又将笔锋转到其文学价值方面，指出它应该列入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而当之无愧。但遗憾的是， “陋儒编诗不收入”。这里的“陋儒”，有人认为是指责孔子，因为据传《诗经》是孔子删定的;有人认为是指责汉代鲁、齐、韩、毛四家传《诗》的学派;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则认为： “指当时采风者言……焉有不满孔子意?”沈说较合理。周代曾有采诗的制度，采诗之官将收集的诗歌逐级上献，以供天子观民风，知得失。韩愈既然认为《石鼓文》系周宣王时所作，那么不把它采献编入，必然是陋俗的儒生无疑了。 “《二雅》褊迫无委蛇”，这是进而说， 《诗经》中的《大雅》、 《小雅》包括其中歌咏周宣王征伐的诗篇，往往不免有褊迫(诗意狭小迫促)之弊，而缺乏颂歌周宣王功业的《石鼓文》那种委蛇(tuo)之美，亦即那种雍容自得、纡余不迫的诗趣。显然，韩愈这种抑彼扬此的写法，是带有夸饰成分的。诗人又为孔子解释说，孔子没有到过西部的秦地(陕西)，未见到石鼓;而采诗的“陋儒”们则囿于识见， “掎摭(ji zhi)星宿遗羲娥”，也就是说，他们所采摘的，仅仅是天上的星星，却遗漏了大而光辉的日月。羲，这里指羲和，以代太阳。古代传说认为，太阳乘在车上，由六龙拉车，羲和驾御。娥，指嫦娥，古代有“嫦娥奔月”的神话，这里借以指月亮。韩诗这句的用意是，通过贬抑《诗经》中的某些篇什，从而抬高《石鼓文》的文学地位，这当然也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从第三十一至六十句为第四层，叙述自己建议收拾石鼓，移置太学，但意见未被采纳。

 

诗人嗟叹道，自己虽然好古，但只恨出生太晚，没有可能亲见周宣王大举田猎并凿鼓纪功的盛况，因而对此不免涕泪纵横，滂沱如雨。他回忆起石鼓自唐初发现后，仍一直散弃于野，是自己首先提出移置这一历史文物的建议。那时唐宪宗刚改号元和(806)，自己从江陵召为国子博士。 “故人从军在右辅”， “故人”，一般认为指郑余庆，其实不然，当另有所指。右辅，京都的“三辅”之一，指凤翔府(在今陕西)。韩愈回忆说，当时故人为凤翔节度府从事，他曾设计挖掘“臼科” (坑穴)用以妥置石鼓(石鼓下部尖削，有坑则稳)。于是，濯冠沐浴以示虔敬，请于国子监祭酒，要求高度重视这存世极少的至宝。韩愈提出，只要用毛毡、草席包裹着，移置之事可立即办成，十只石鼓用数只骆驼运载就足够了(其实并不如此轻易，这是因为韩愈并未亲见石鼓)。 “荐诸太庙比郜鼎，光价岂止百倍过。”荐，进献。太庙，皇帝的祖庙。郜(guo)鼎，春秋时郜国所铸之鼎。 《春秋·桓公二年》：“四月，取郜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这两句用作比的方法说明，作为珍贵的文物，石鼓完全有资格献于太庙，它的光辉身价比起历史上的郜鼎来，何止超过百倍?诗人又说，皇上如果恩许留在太学——古代的高等学府里，那么诸生就可以面对实物进行讲解，共同商讨研究，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他又把石鼓和东汉的《石经》相比。 《石经》，见陈介祺《题〈甄古斋印谱〉》赏析。韩愈认为， 《石经》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远不及《石鼓文》。 “观经鸿都尚填咽”， 《石经》立于太学门外，观赏和摹写的人尚且车马填塞街陌，更不用说石鼓了。鸿都，这里借指太学。 《后汉书·灵帝纪》： “光和元年二月，始置鸿都门学生”。韩愈想象道，如果把石鼓留在太学，那么行将见到全国都来奔波，都来观赏和摹写。剜剔石鼓上的苔藓，使石刻文字露出棱角，安置得十分妥帖，毫无不平之处。石鼓的上面，有大厦深檐给予覆盖，这样就可以“经历久远期无佗。”佗，同“他”。 “期无佗”，就是希望它不要发生其他的意外，能永久地保存下去……诗人韩愈的建议和设想，是合理而又可行的，是以保存作为稀世珍品的石鼓为出发点的，因而他在诗中通过回忆，加以详述，这段文字写得情深意切，语多而不繁，详尽而不厌。

 

然而，韩愈的合理建议，并没有被采纳。 “中朝大官老于事”，这些大官们老于世故; “讵肯感激徒媕婀”，讵肯，哪里肯。感激，有所感受而情绪激动。媕(an)婀，犹豫不决。他们或认为事不关己，或认为无关紧要，因而无动于衷，漠然置之，徒然没有决断，没有主见，这就是中朝大官对待石鼓的态度。于是石鼓依然被散弃于野，备受损坏，放牛的牧童用以敲石火，牛也在石鼓上磨角，还有谁再去抚摩观赏这一艺术珍品呢? “日消月铄就埋没”，这是中朝大官拒绝合理建议后石鼓的必然命运。 “六年西顾空吟哦”，这里，跳动着韩愈西顾向秦、系念石鼓的一颗眷眷之心!韩愈《石鼓歌》作于元和六年，离元年已有六年之久，他对此事一直引以为憾。不过，后人是同情和支持韩愈的。宋梅尧臣《石鼓歌为雷逸老，因呈祭酒吴公》写道：

 

　　历秦汉魏下及唐，无人著眼来形相。

 

　　村童戏坐老死丧，世复一世如鸟翔。

 

　　唯闻元和韩侍郎，始得纸本歌且详。

 

　　欲以毡衣归上庠，天官媕阿驼肯将?

 

　　……

 

这也是对中朝大官的讽刺和抨击!韩愈诗中继续写道： “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王羲之数纸换白鹅的轶事，见李白《王右军》一诗赏析。至于谓之“俗书”，有人认为韩愈太狂肆，其实，这里固然有修辞手法的问题，意谓王羲之的“俗书”尚且有如此价值，何况古雅的篆书《石鼓文》呢?这是为了取得映衬的艺术效果而予以贬抑。然而这“俗”是时俗之“俗”，不是俚俗之“俗”。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根据王羲之善隶书这一事实指出： “隶书风俗通行，别于古篆，故云俗书，无贬右军意。”王羲之的隶书(实即楷书)或行草，比起古篆的代表作《石鼓文》来，当然是通行的“俗书”，何况王羲之的新体书往往不讲究偏旁书写呢?趁姿媚，趋向于“姿媚”的风格，这是指王羲之书风格的妍美流便的一面。张怀瓘《书断》： “真行妍美，粉黛无施，则逸少第一”。韩愈又写道： “继周八代争战罢，无人收拾理则那?”就石鼓的所在地来看，继周代以来，经历了秦、汉、魏、晋、元魏、齐、周、隋八个朝代，直至唐代总算比较安定，结束了长期争战的局面，但仍无人去收拾石鼓，其理由又是怎样呢?那(nuo)，也就是“何”的意思。

 

这首论书诗的最后六句为第五层，以感慨作结。

 

“方今太平日无事，柄任儒术崇丘轲”。柄任，重用。丘轲，孔丘、孟轲，均为儒家学派杰出代表。这句一方面见出韩愈是尊崇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的，因此上文“陋儒”决不是指孔子;另一方面，这句诗又带有反语的意味，其实是说当今并不尊崇孔孟儒学，因为孔子就信而好古，并曾说：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信奉孔子的人，怎会漠视从周代流传下来的珍贵文物——石鼓呢?所以韩愈自问自答地说，怎能根据这一点来进献议论呢?希望能借助口若悬河、能言善辩的好口才……然而， 《石鼓歌》只能写到这里了， “呜呼吾意其蹉跎”，我的一番心意看来只能是蹉跎——白费虚掷了!这首诗的结尾数句，语不接而意接，情似淡而实浓，写得婉曲多讽，幽咽苍凉不尽。

 

韩愈这首长诗可谓卓然大篇，总冒之后即叙石鼓来历，再颂石鼓纸本，至此结构似略嫌平直;但韩愈不愧为大家，第四层陡然凌空议论，补叙建议经过，以见怀古情深;最后抒写感慨加以深化，从而更助感情波澜。综观全诗，它气派肃穆沉重，风格雄劲豪荡，色调怪奇瑰伟，章法起伏顿挫，确是不可多得的论书诗长篇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