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 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 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 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 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 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 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 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宏、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中国古代的儒者们历来反对“好为人师”的作法，主张“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然而，在韩愈所处的唐朝中叶，这种比较谦虚、比较主动的求学精神已经日趋衰落，把持朝政的士大夫们自恃门第高贵，大有“后门”可走，于是认为没有必要勤奋读书以求仕进。所以，他们既不肯奖励后进，更不愿推崇前辈，反而摆出一副“天老大，他老二”的自大狂面孔吓唬人。对于士子们来说，虽然身在学校，但其目的仅是为了“习其句读”，而关系一生前途命运的事，还是要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决定。由此，考生们或通过各种私人关系向考官施加影响，或在大考之前不断地向考官投献诗文以搏得好感。总而言之，当时在士子们当中钻营之风日盛，尊师崇道之风日衰。针对上述儒学废弛，道统无继的危殆局面，韩愈以“舍我其谁”的无畏精神，写下了这篇具有振聋发聩之效力、移风易俗之作用的“师道宣言书”。

《师说》是一篇以培养人材角度出发写成的不同流俗的“战斗檄文”。与韩愈同时的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里曾说：“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独愈是得狂名。”尽管从写作意图上说韩愈本来就是为了纠正当时社会上不重师道的不良风气，同时也以此篇作为对那些诽谤者们的公开答复与严正的驳斥，但韩愈的胆魄毕竟是相当大的。而写出这篇肯定要“有争议”的文章，是必须具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果不其然，《师说》一经传世，“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但韩愈丝毫不为所动，坚持以己身行“大道”，仍旧不遗余力地推荐新人新作，借以推动古文运动中的各项文学实践活动。

《师说》一文，在文章结构上的艺术特点是非常明显的。

“古之学者必有师”，文章缘起便直言主旨，露出了斩钉截铁的明确立论，使读者不由自主地便产生出一种发自内心的信服感，从而把从师求学的重要性强调到了不容置疑的程度。可是，老师的作用、影响到底能有多么广泛呢?作者在文中提出了三个具有充足理由的论据：其一，就算是圣人，也还是要从师学习的，绝无“生而知之”之辈;其二，尽管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一个最好的老师，借以得到最扎实有效的启蒙教育，就此好在日后高人一等，耀祖光宗。但他们自身却瞧不起老师，并大多停滞了自己“学无涯”的步伐;其三，各种艺人工匠都懂得从师学习，具备一技之长。但自命不凡的士大夫们却不懂得这至关重要的一点，反倒认为自己“天资聪慧”，可以“无师自通”。由此，作者就用托物取比、抑扬讽喻之法有力地说明了人必有师才能进步的全文主旨，为开篇处的“必有师”之语作出了一个无懈可击的注脚。并且对从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问题作出了言简意赅的既雄辩又带有启发性的论证。

然而，先讲清楚了从师的必要性、重要性还是不够的。到底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老师才可以达到传道、受业和解惑的最终目的呢? 韩愈在本篇中给予了进一步的精辟论述：“生乎吾前者”可以“从而师之”;“生乎吾后”者，也可以“从而师之”，之所以这样讲，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选择老师的根本标准问题。韩愈之言在尊师，尊师之意在尊道，如是便有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全篇点睛之语。现在想来，个中道理也很简单： 师者，传道之人也，如道之不存，又何以为师呢?所以说，有道与否，是选择老师的关键问题，符合了这一条标准，就可以“从面师之”。由此就坚决排除掉了其他诸如年龄、资历、地位与名望之类的次要性条件，毫不含混地表明了“吾师道也，大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的正确观点。

以有道者为师，是韩愈《师说》的中心思想。作者在此紧要之处多次创造性地运用排比句式，反复申明了“道”与“师”之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辩证关系，字里行间流露出浓厚的感情色彩，表现了作者在这一关键问题上与世俗观念水火不相容的绝决立场。按说，本文在这一部分中已经基本完成了正面立论，然而历来以“笔力雄奇，曲折尽致”著称的散文大师韩愈却未就此辍笔，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又一箭双雕，很自然地就把笔触转换到了驳论的角度，从其他方面继续阐发师道的必不可少与蔑视师道的严重危害。

作者先用了“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中的两个“矣”字来表现出自己对于师道不存的深切忧虑与焦灼心情。然后以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相比较，以圣益圣、愚益愚的可悲现实为依据，从反面修正了“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祖训”，指出了从师学道的建设性作用。如此则既点明了“耻学于师”者的必然结局，又使敢于“从而师之”的人们看到自己光明的前途。此节在写作上非常成功地运用了对比手法。反复地把古人与今人相互对比，其中有孔子与今之学者之比; 有今巫医百工与今之学者之比; 又有今之学者李蟠与今之一般学者之比，通过这种多方人手、反复论证，作者就把古之圣人之明与今之众人之不明剖析得入肌入理，发人深省。尤其是他把“今之君子”们抬高自己，贬低他人，党同伐异，文人相轻的卑劣心理活动以及“今之众人”高自期许，耻于求师的空虚精神状态写得陋态可掬，跃然纸上，从而收到了鞭挞入微，警顽起愚的良好效果。紧接着，作者又用痴心父母们的愚蠢行为及学艺之人的求实态度为烘托，一波三折地写出了不愿“从师学习”者的丑行陋习与顽固不化，表达出对于这些不肖子孙们的难以理解与深沉的感叹。此段文章在语气上的层次感是非常自然而且恰到好处的。例如第一层以“其皆出于此乎?”作结，带有质疑、设问和论辩的味道，令人思索;而第二层的“吾未见其明也!”就完全是一种下判断的肯定语气。是从正面进行的斩钉截铁的评语;而在第三层，作者又采用了感叹的语气，发出了“其可怪也欤!”的惊呼。如此，三个层次很清晰，三种语调很鲜明。这样一安排，就在条理顺畅的基础上，增强了文章的论辩力与说服力。最后，作者又以被士林尊崇的孔子为人证，隆重推出了“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的儒家精要之论，再次申明并强调了唯以有道者为师的核心观点，并提出了“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尚属凤毛麟角一般的卓识灼见，从而大大丰富了孔子关于“教学相长”的有关理论，表现了作者对于士大夫家族垄断朝政，摧残教育，阻碍社会发展恶行的愤慨和嗤鄙。

通观全文，“雄直之气”贯穿始终。然而正如前人所戏言的：只闻有文曲星，未见有文直星。韩愈行文手法的特殊之处，就在于直中有曲，疏密相间，能在起承转合之中扇起长江大河般的滔滔文势，顺其势而读去，愈觉笔锋侵人，其势难当，不由得不心悦而宾服。

这篇《师说》，先从正面阐述，其次反面批驳，再次举例旁证，最后倡导良风。故全文虽短，却首尾相顾，井然有序，文章里的每一小部分都被纳入并服从于一种有机的整体逻辑关系之中，从而给人一种依枝振叶，顺理成章的极佳感觉。由此可知，文章过“直”，则易浅露，易流俗;文章过“曲”，则易杂乱，难卒读。

综上所述，在《师说》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韩愈散文里那种雄博的气势，纵横驰骋的风格以及在愈朴愈真中反倒极为耐人思索的思想上的震撼力量。

师道立则教育兴，教育兴则民风正，民风正则国家盛。《师说》垂诫后世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字数：3428 作者：李肄
知识来源：关永礼 主编.唐宋八大家鉴赏辞典.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46-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