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

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 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

生所谓“立言”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拒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 虽几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 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 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 其无足乐也?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亟称其人，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

这封韩愈给李翊的回信写于唐贞元十七年 (801) 六月二十六日。这年韩愈34岁。李翊是贞元十八年的进士，曾跟韩愈学习古文，并写信向他求教古文创作的问题。韩愈对他的才华十分赞赏，称之为“出群之才”，因此在信中向他介绍了自己学习和写文章的经验，较系统地阐发了古文创作的理论。本文以书信的形式，以介绍经验的口吻，畅言为文之道，论述道理精当、深刻，比喻生动贴切，富于形象性，奖掖后进之情透于字里行间。尊尚古道是韩愈的政治抱负，也是他文学主张的思想基础，而六朝以来“饰其文而遗其意”的骈文早已成为表达思想内容的桎梏，所以尊尚古道，复兴儒学必须提倡古文。韩愈曾说：“学古道则欲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也”，表明他提倡古文的目的就在于此。这篇文章中，作者将自己的政治见解，生活阅历及创作经验融为一体，反复陈说了道德是文章之本，道是内容，文是形式，文道必须合一的理论。

全文共分五段。第一段，作者提出了本文的中心论题：“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明确指出：道德修养是作文的前提，道是内容，文是形式。作者采用反问的方式提出论点，给人以突出而深刻的印象。这里虽是对李翊而言，本意则是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他称自己为“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的门外汉，表明自己所说的“道德”核心是儒家的仁义道德，也隐含着欲达到古之“立言”者的境界“无望其速成”的道理，与后面的经验之谈相照应。

第二段，韩愈根据李翊想著书传世的想法，借题发挥，继续深入说明道德是为文之本的观点。作者指出为文有两种境界： 一是胜过别人，而被人承认; 一是达到古代圣人的境界，显然他主张达到后一种境界。何以致此呢? 韩愈认为： 必须从道德修养上入手，以便“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最终达到“仁义之人，其言蔼如”的境界，并进一步指出：“望其速成，”“诱于势利”，都是不能成功的。作者用果树和油灯两个恰当生动的比喻将道德是为文之本的道理形象地摆在读者面前。这种精辟见解既是对李翊的教诲，也是他自己一贯遵循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就语言结构而言，“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四句对仗工整，声调和谐，与全文形成对偶散句相间，有整齐错落之美，和《答尉迟生书》中的“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上两段主要讲了道德是为文的根本，第三段则是具体地介绍自己作文的过程和经验，并归纳为三个阶段。首先要深入研讨古代经典著作，作文务去陈言。作者谈自己开始学习时，“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深入钻研古文的思想及著作达到“若忘”，“若遗”，“若思”，“若迷”的程度。作者把儒家仁义道德观念作为文学创作源泉的原因在于：六朝以来，形式主义的骈文长期泛滥，文章一味追求华辞丽句，专工音韵对偶，内容空洞无聊。韩愈倡导古文，一方面是宣扬政治观点的需要，一方面是形式上古文比骈文灵活生动，不受音韵限制，长短句式相间，表现力强，可以充分表达思想内容，达到以文载道的目的。应该看到，韩愈“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的说法也有偏颇之处。韩愈的创作思想虽然主张以儒学为本，但在正统儒家眼中，他不过是个驳杂的文人，甚至连称赞他“道济天下之溺”的苏轼也说：“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其好名矣，而未能落其实。”这种评论不无道理。实际上韩愈有不少“离经叛道”的作品。这些作品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内容充实，产生了巨大影响。作者认为在深入钻研古代经典的同时，自己的文章无论内容和语言上都要有独到之处，要“惟陈言之务去”，“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若迷”而不蹈袭前人陈言俗语，以前人文章为本，但不亦步亦趋。作者这种大力创新的精神十分可贵。正因为如此，他的散文在熔铸前人文章的基础上，转益多师，屡有创新，具有汪洋恣肆、纵横淋漓，起伏跌宕的艺术特色。但由于他刻意创新，有些作品不免有好奇尚怪的一面。第二个阶段，作文要不怕世人的嘲笑和非难，然后识别古书所载之道的正伪，文思才能汩汩涌流。作者认为在坚持自己的创作道路过程中，必须有坚定的决心，不能怕别人的讥笑和非难，只有如此，才能渐渐清晰地识别古书上所阐述的道理是非真假，并能识别那些虽立意纯正，而却未达到完美境界的道理，自己才会文思泉涌。第三个阶段，在功夫臻于成熟，文思奔放充沛的时候，要随时省察检讨，去掉伪和杂的成分，力求文章达到醇正的境界。韩愈主张创新，散文风格独树一帜，原因就在于有此严格的治学精神。为使文章达到醇正，他认为对自己的文章，主观上“平心而察之”，客观上从世人的评论中得到验证：“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这一喜一忧，旗帜鲜明，不为世俗所动。在文思浩浩荡荡奔流的时候，也能“迎而拒之”，足以表明他为文精益求精的正确态度。韩愈这篇文章始终贯穿道德修养是为文之本这条主线，所以他在谈自己写作过程与经验之后仍落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并进一步阐述了语言和道德修养之间的关系，与首段相呼应。这里他又将孟子的观点寓于形象之中，说：“气，水也; 言，浮物也”，并提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的主张。所谓“气”，源于孟子知言养气说，指人的精神状态。“气盛”则是说作者的精神状态达到孟子所说的“配义与道”“至大至刚”人格修养的理想境界，只有如此，文章的语言无论语句长短，声调高低都可以运用自如，恰到好处，如同水能浮物一样自然。这番话将文章内容决定形式，人的精神素质决定文章质量的规律深入浅出，形象具体地揭示出来。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多数骈文只追求形式，内容空虚，文气自然卑弱的实质。作者提出的“气盛言宜”的创作见解，实开论文重气的先河。对扫除骈俪文风，推动古文运动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作者以上对写作过程和经验的介绍采用层层深入的笔法，写作过程与经验交叉并叙，结构严谨，条理分明，浑然一体。

文章最后两段从社会现实出发，结合作文，用自身的坎坷遭际，不得志的感受，告诫李翊为文与处世的方法：“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作者说这番话时怀着一种复杂的情感。安史之乱以后，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外患频仍。韩愈等人主张恢复孔孟之道，提倡古文而不受重视，鉴于当时骈俪文风统治文坛，且朝廷仍以“绣绘雕琢”之文取仕。他虽对世风不古深恶痛绝，但为进身仕途，又不得不写这类文章。在此之前，他曾四次参加考试，才登进士第。这期间他曾在多篇文章中流露不遇之叹，不平之鸣，并寄希望于能拔识千里马的伯乐身上。他说：“志乎古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感叹复古写古文受到排斥，或终身埋没，愤愤不平之情溢于言表。“乐”是对自己走的道路及为文处世的原则坚定不移;“悲”是对现实的不满。表面上是对李翊及有志于古道之人而说，其实也是在说自己。作者以器物为喻，语重心长告诫李翊“处心”与“行己”，逆境与顺境中的行为准则，实质上也是“无诱于势力”的详解。

《答李翊书》全文由为文谈到处世，以真实的情感，诲人不倦的精神，谆谆教导李翊认认真真作人，认认真真作文，这对于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是十分难得的。作者创作过程与经验的介绍也从侧面反映出韩愈一生散文创作风格独特，成就巨大，“与司马迁，扬雄相上下” (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 (苏洵《上欧阳内翰书》)，创作理论具体而系统，完全是他潜心致力写作实践的结果。

《答李翊书》是书信体式论文，可视为一篇文论，文章语言朴实，真切，情意深挚，似从肺腑间流出。句式多是散句，时有对偶，读之毫无阻滞之感。清人姚鼐称此文“此书自道所得，字字精心撰出，故自绝伦”，是十分有道理的。

字数：3923 作者：王友祥
知识来源：关永礼 主编.唐宋八大家鉴赏辞典.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103-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