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

丞之职所以贰令，于一邑无所不当问。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职。丞位高而逼，例以嫌不可否事。文书行，吏抱成案诣丞，卷其前，钳以左手，右手摘纸尾，雁鹜行以进，平立睨丞曰：“当署。”丞涉笔占位署唯谨，目吏问“可不可”，吏曰“得”，则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虽尊，力势反出主簿、尉下。谚数慢，必曰丞，至以相訾。丞之设岂端使然哉!

博陵崔斯立，种学绩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贞元初，挟其能战艺于京师，再进，再屈于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评事言得失黜官，再转而为丞兹邑。始至，喟曰：“官无卑，顾材不足塞职。”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 余不负丞，而丞负余。”则尽蘖去牙角，一蹑故迹，破崖岸而为之。丞厅故有记，坏漏污不可读，斯立易桷与瓦，墁治壁，悉书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墙钜竹千梃，俨立若相持，水㶁㶁循除鸣。斯立痛扫溉，对树二松，日哦其间。有问者，辄对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考功郎中知制诰韩愈记。

韩愈的散文一向以生动多变、不入俗套著称，本文就很能体现这一特点。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这篇文章“雄拔超俊，光前绝后”，这一评价是很中肯的。

根据文末的落款，可知本文写于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当时韩愈48岁，任考功郎中兼知制诰。蓝田是京兆府所辖的县，韩愈的朋友崔斯立，仕途受挫，被贬为蓝田县丞，韩愈给他写了这篇壁记，为他鸣不平，同时也为空有才学抱负而无法施展，反而屡遭摧残的一代士人鸣不平。文中对官场的黑暗、吏胥的仗势欺人，都作了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唐代的官厅，盛行壁记，从台省到郡县无不如此。按照常例，这些壁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述官职的设置和变迁等情况，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叙写制度、讴歌政绩的应酬文字，当时的许多名家都未能突破这种陈套。韩愈本文则与众不同，他不蹈袭旧例、不敷衍应酬，而是面对现实，暴露黑暗，从文章的立意到结构布局、写作技巧，都十分富有创新精神。

要把一篇壁记写成一篇鸣不平的文章，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如果过于直露，就不象壁记了;反之，如果依例“叙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封演《封氏闻见记》)，则必然落入陈套，很难有什么不平之鸣。韩愈巧妙地处理了这个矛盾，他在文章的前半段，泛写县丞的职位、地位和他们日常的公务活动;后半段实写主人公即县丞崔斯立的经历和言行。从总体上讲，这些内容都没有超出寻常壁记的范围。但是，由于作者选择的叙事角度新颖，材料剪裁得当，文章结构布局巧妙，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读者就深刻地感受到了他内心强烈的不平。文章的开头，说县丞是县令的副手，职位高于主簿、尉等官吏，按理他对一县的各种事务没有不当过问的，这几句仿佛是在“叙官秩创置”始末，其实是在为下文写县丞的有职无权做铺垫。唐代中后期，封建专制制度扼杀人才的问题十分严重，从朝廷到地方郡县的各级官员中，副职几乎都形同虚设，如果他们不趋附上司而想有所作为，就会遭到打击。开元年间，中书侍郎(相当于副宰相)崔沔就是因为“各申所见”而被罢官的。王昌龄任江宁县丞时，想有所作为，结果是“谤议沸腾，再历僻荒”。韩愈在文中说：“丞位高而逼，例以嫌不可否事”，讲的就是当时普遍存在的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县丞为了避免与县令“争权”之嫌，只好一切听县令的，许多有才华、有抱负的人在这个职位上被埋没，被摧残。这种情况，已成为惯例，以致那些吏胥都瞧不起县丞、串通一气欺侮县丞。作者描绘了那些吏胥抱着案卷让县丞署名的场景，不仅深刻地揭露了这班小人的丑态，而且说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类问题决非一时一地的个别现象。当权者为什么不引起重视、为什么不加以解决呢? 韩愈对此是十分痛心的。因为当时的唐王朝在经历了“安史之乱”以后已开始衰败，朝政昏乱，藩镇割据，社会矛盾日趋激烈，许多有识之士都忧心如焚。为了扭转这种局面，韩愈希望朝廷能够爱惜人才，选用贤能。但是，封建专制制度必然压抑人才，浓厚的门阀意识更加剧了这个问题，这就使大批出身寒微而有真才实学、希望有所作为的人才无法脱颖而出，他们有的不得其位，有的有职无权，处境十分凄凉。因此，韩愈愤慨地感叹道：“丞之设岂端使然哉! ”从字面上看，这句话也是在探讨“官秩创置”始末。实质上，这句话无疑是对当权者的声讨和控诉。难道当初设置县丞这个职位的时候，就是为了让一批人才被投闲置散吗? 这样的责问，无疑是深刻而大胆的。

写到这里，作者对当时的用人制度已经作了深刻的揭露，但有的读者也许会问，县丞如此受欺，是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太无能、太窝囊呢? 文章的后半段实写崔斯立的才干和他被迫藏锋敛迹的情景，正好以活生生的事例说明了这个问题。崔斯立是个学识渊博的人，他是凭自己的本事一步一步地考取高官，一直做到大理寺 (相当于今之最高法院) 评事的。他又是个有责任心的人，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结果却因“言得失”而被贬官，经过两次迁贬，做了蓝田县丞。他初任县丞的时候，并不嫌弃官小，还是想有所作为的，所以他说：“官无卑，顾材不足塞职。”不料越来越晦气，终于到了缄口不敢言，才能一无所用的地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只好“一蹑故迹，破崖岸则为之”。也就是改变了自己过去敢做敢为的习惯，削去一切棱角，随世从俗。一个有才学、有志气、一心报效国家、有所作为的人，就这样被摧残、被压抑而变成了一个与世沉浮、随波逐流的人。他只好以修治厅院、赏竹玩水、种树吟诗来消磨时光，并把这些闲事当成了“公事”。县丞这个本来“于一邑无所不当问”的官职，就这样变成了徒有虚名、毫无实权的闲曹。崔斯立的遭遇生动地说明，县丞有职无权不是因为他们无能，而是制度使然。这样的布局结构，不仅使全文起伏跌宕、变化多姿，而且使提出的问题既有普通性、又有典型性，具有深刻的讽刺意义，有力地突出和深化了主题。

这篇文章在写作技巧上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运用类似小说的手法刻画人物，通过人物的言谈举止，深刻地揭示其内心世界。比如描写县吏抱着案卷让县丞签字的情景说，“文书行，吏抱成案诣丞，卷其前，钳以左手，右手摘纸尾，雁鹜行以进，平立睨丞曰：‘当署。’丞涉笔占位置唯谨，目吏问可不可，吏曰‘得’，则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这一段描写就把吏胥与县丞双方的处境和内心活动刻画得惟妙惟肖。先看那些吏胥，他们“雁鹜行以进”，像大雁、野鸭一样排着队一个挨一个地来见县丞，表面看来毕恭毕敬。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里，等级尊卑观念很强，官、吏之别起码在表面上是不能混淆的。但是，他们是在文书即将发出时，抱着已经决定了的文书案卷来找县丞的，这就是说，县丞签字画押只不过是毫无实际意义的例行公事而已。对此，县丞和吏胥双方都心知肚明，所以那些吏胥心里根本不把县丞当上司看待。再看他们拿文书的架式：把文书的上半截卷起来，用左手夹住;右手拉着末端准备让县丞签字的地方，这哪里有一点请示上级的样子?简直象让犯人签字画供!再看他们的神态：站在县丞对面却斜着眼看他，这眼神就暴露了他们内心一点也瞧不起县丞。因此，表面上故意装出的恭敬姿态就显得更加虚伪了。还有他们的语言，签字前说“当署”，签好以后说“得”，近乎上司命令下级的口气。相反，县丞的举止却十分小心谨慎。县吏让他签字，他就拿起笔来蘸好墨在适当的位置上小心翼翼地署名。写过之后还要看看县吏的脸色，那可怜巴巴的眼神分明是在询问是否可以了。县吏说行，他就退下，一点也不敢看，根本不知道文书说的是什么事。这个细节，深刻地反映了有职无权的县丞内心的隐忍和恐慌。再如崔斯立这个形象，也写得很成功。他满腹才学，一度仕途顺利，所以难免有些负才使气，锋芒毕露。后来连连碰壁，才磨尽棱角，入俗随流。作者接连写了他的两次内心独白。一次说：“官无卑，顾材不足塞职。”这反映了他尽管被贬做了地位低下的县丞，但内心还是十分希望有所作为，一心努力干些实事的。但事实证明这只能是空想，所以作者再次写他的内心独白说：“丞哉，丞哉!余不负丞，而丞负余。”这是充满了悲愤与不平同时又无可奈何的慨叹。他每天在庭院里吟诗，有人找他时他总是说：“我正有公事，你暂且去吧!”他把吟哦当作“公事”，表面上显得非常冷静镇定，一副豁达乐观的样子，其实这正是为了掩盖他内心的极度痛苦和无可奈何。同时，这个结尾也再次与开篇所写的“丞之职”相呼应，使读者从鲜明的对比中进一步加深了印象。这些刻画人物的手法，吸取了《史记》等优秀史传散文的长处，又有所发展，真个把人物写活了。

此外，本文还很注意通过环境的描写来渲染气氛、烘托人物。比如前半段的末尾写道：“谚数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这就是说，大家平常数说最没出息、最无用而闲散的官职，首先数到的一定是县丞，甚至以县丞来讥诮嘲骂对方。可见县丞在人们的心目中，简直无异于“活死人”或者“窝囊废”。县丞在人们心目中形成这样的坏影响，自然不是短时间的、个别的事就能造成的。反过来说，处在这样的环境气氛中，哪一个县丞也休想有所作为，只能忍气吞声地混日子。又如文章的后半段写崔斯立办公的处所说：“庭有老槐四行，南墙钜竹千挺，俨立若相持，水㶁㶁循除鸣。”四行老槐树和一片竹子摆出一副互不相让的架式来，让人隐隐感到官场激烈争斗的气氛。而流水竟然沿着台阶咕咕地奔流，可见县丞办公的处所何等荒凉冷清。这样的环境气氛，不仅表现了崔斯立仕途失意后寂寞凄凉的处境，而且烘托了他那矛盾痛苦充满悲凉的复杂心情。

字数：3800 作者：吕伯涛
知识来源：关永礼 主编.唐宋八大家鉴赏辞典.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135-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