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原文、赏析和鉴赏

2019-06-04 可可诗词网-名诗赏析 https://www.kekeshici.com

韩愈

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奭,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讳镇,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

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

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呜呼,士穷乃见节义! 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肺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 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 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 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遵,涿人,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铭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柳子厚墓志铭》是录述柳宗元行状的第一篇传记性文章。它能出自韩愈之手,是件幸事。因为这二位毕竟都是“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就此而论,为柳宗元写墓志铭,韩愈无疑是最恰当的人选。

韩愈较柳宗元长五岁,又迟卒五年。他们俩人可笼统地称之为朋友,若确切地说,只是“友”,而并非“朋”——不属一党。他俩是以文为友,在“古文运动”中,虽各自为战,却遥相呼应,大目标是一个。他俩曾在朝中一度共过事,之后书信往还,或支持勉励,或切磋辩争,均能相待以诚,个人之间的情谊很好。但柳宗元是王叔文集团的中坚分子,属改革派,顺宗朝推行了一系列的具有进步性的政治改革措施,尽管不久即告失败;而韩愈则是站在这一派的对立面。韩柳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很微妙的,大体把握了这样一个轮廓,对了解本文的写作会有帮助。

按墓志铭的一般拟题,照例应称死者的官衔。本文没按成例,而是径呼“柳子厚”,这是撰者一种亲近的表示。

首述柳宗元的家世,这是墓志铭的常规写法。封建社会都重门第,这里有炫耀的成分,却也能从中知道死者的家庭素养。柳宗元家世代为官,其父柳镇“不能媚权贵”的“刚直”品格,在柳宗元身上就能看到影响。述家世不能搬家谱,韩愈只摘取了“七世(据前人考证当为六世)祖庆”、“曾伯祖奭”和“皇考讳镇”作介绍,突出重点,略去其余。

第二段叙柳宗元的生平。叙一个人的生平事迹,似易而实难,弄不好就会成为一张枯燥无味的履历表。墓志铭带有传记性,却又不同于传记。传记可以将人物的事迹任意铺陈,作最充分最细致的刻画;墓志铭不行,它受篇幅限制,又须庄重严肃,只好简缩概括。韩愈是写墓志铭的圣手,此文又是他的精心之作,对柳宗元生平的叙述,虽不乏概括,却极能突出人物的形象。对青年时代的柳宗元,韩愈着力突出他的才华。柳宗元21岁“取进士第”,26岁登“博学弘辞”科,但见此时的他:“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友;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作者连用了十个短语,语语相衔,中无间歇,必须一口气读下去;用直接表现,用间接烘托,从正面,从侧面,统统集中于一点,使这位风华正茂、才气横溢的青年形象跃然纸上;读来只觉气势咄咄逼人,而绝无重复堆砌之感。这是韩愈的独特本领。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中称韩愈的文章“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这里便是一例。柳宗元一生中政治上最辉煌的时期是“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的时期。对此时的改革业绩,韩愈不著只字。这是由于政见不同,取舍有自。“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这话说得很委婉。所谓“用事者”,指顺宗朝掌权的王叔文、王伾。韩愈对“二王”是极为不满的,而柳宗元恰和他们是一伙,故轻轻一笔带过,将分歧掩盖起来。写柳宗元在永州(今湖南零陵)的事迹,重点突出其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这里连用六个短语,虽也依然取势,却没有逼人的感觉,盖因内容不同。柳宗元在永州谪居九年,流连山水,潜心著述,是他文学创作最丰富的时期,尤以游记文章最有名。韩愈正好抓住了这一点,以幽深峭拔的情境,将其人与其文结合起来,熔为一炉,体现出作者善于锻炼的功力。写柳宗元在柳州的事迹,重点突出其政绩。在这里韩愈改变了前面的泛叙写法,而是选用了一个典型事例,通过柳宗元为解救“没为奴婢”的穷苦人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刻画了一位勤政爱民的廉吏形象。

叙柳宗元的生平,韩愈是有选择的,他笔下的柳宗元,就是他心目中的柳宗元,多了些感情色彩,也多了些主观色彩。他借鉴了司马迁《史记》中记人的手法,选取不同重点,多角度、多侧面地表述人物,使得形象丰满而生动。能在墓志铭中达到这种程度,实属不易。

叙完生平之后,原可收尾作铭了。但本文忽又另辟蹊径,插进了一段柳宗元“以柳易播”事,这是韩愈的一种创格。刘禹锡也是王叔文集团中的骨干成员,他和柳宗元是至交,遭遇也就相同。刘禹锡被贬播州 (今贵州遵义),因那里是“非人所居”,又有老母在堂,所以柳宗元情愿“以柳易播”,为朋友分担艰忧。事情本身已经很感人,韩愈记此,不仅是为了突显柳宗元的高贵品质,还在于要引出下面的议论。“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滔滔滚滚,将当时官场的险恶倾轧之风,摹写得淋漓尽至。韩愈痛骂这些“禽兽”,当然不是为了给死者看,而是骂给活人听。韩愈写此文在元和十五年(820),其时他正被贬袁州 (今江西宜春),原也是受了所骂之人排挤的。借他人之往事,泄自家之积愤,弦外有音,却又不离题,这便是大手笔。韩文的“猖狂恣唯”不仅表现在语言气势上,也表现在取事命意上,不受文体限制而能肆意发挥。

本文第四段继之又为柳宗元“材不为世用”而大鸣不平,真可谓波澜叠起。在韩愈看来,柳宗元之所以如此落拓,有两个原因: 一是主观上“不自贵重顾藉”,过于自信,有些冒失; 一是客观上“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仕途昏暗,没遇见好的执政者。写墓志铭难免要歌功颂德,以至同时人刘叉就曾讥笑韩愈善于写“谀墓”,但此篇是绝对的例外。这里有微词。权不论韩愈的观点是否正确,就文章而言,他本可以写得更好些,但对自己的友人,他没有说违心的话。这应看成是本文的长处,因为它体现了作者的个性。韩愈为柳宗元鸣不平,是至诚的; 其中也包含着自身的不平,又是为我所用的。不平则鸣,却愤而不哀,因为韩愈看到了事物的另一而; 柳宗元长期遭受贬逐,反而成就了他的文学事业,与其能够“为将相于一时”,何如“文学辞章”“必传于后”? 作者不是在空发议论,这里隐括着事实。与柳宗元、刘禹锡同时被贬的“八司马”中,就有程异得到“有气力者”的举荐,当了宰相; 但他不久死去,并没有什么作为,其贡献远不如柳宗元。韩愈正是从文学的角度,给柳宗元以高度评价,这也是全篇的重心所在。

重心既明,旋即煞尾,又回到墓志写法的老规矩上来。最后对裴行立和卢遵归葬柳宗元的情况又着力记述了几笔,与第三段所叙内容暗中也是个呼应。

本篇最后的铭文很有特色,不作韵语,不作赞颂,又极简略,却不乏情味。死者长已矣,同病相怜,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苏洵《上欧阳内翰书》称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这种气象本文是具备的,在历来的墓志铭中,均属少见。

字数:3841 陈迩冬
关永礼 主编.唐宋八大家鉴赏辞典.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181-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