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

自吾居夷，不与中州人通书。有来南者，时言韩愈为《毛颖传》，不能举其辞，而独大笑以为怪，而吾久不克见。杨子诲之来，始持其书，索而读之，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世之模拟窜窃，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为辞者之读之也，其大笑固宜。

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 而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诗》 曰：“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太史公书》有《滑稽列传》，皆取乎有益于世者也。故学者终日讨说答问，呻吟习复，应对进退，掬溜播洒，则罢惫而废乱，故有“息焉游焉”之说。不学操缦，不能安弦。有所拘者，有所纵也。大羹玄酒，体节之荐，味之至者。而又设以奇异小虫，水草、楂梨、桔柚，苦咸酸辛，虽蜇吻裂鼻，缩舌涩齿，而咸有笃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菹，屈到之芰，曾皙之羊枣，然后尽天下之奇味以足于口。独文异乎? 韩子之为也，亦将弛焉而不为虐欤? 息焉游焉而有所纵欤? 尽六艺之奇味以足其口欤?而不若是，则韩子之辞，若壅大川焉，其必决而放诸陆，不可以不陈也。

且凡古今是非六艺百家，大细穿穴用而不不遗者，毛颖之功也。韩子穷古书，好斯文，嘉颖之能尽其意，故奋而为之传，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以励，其有益于世欤!是其言也，固与异世者语，而贪常嗜琐者，犹咕咕然动其喙。彼亦甚劳矣乎!

对于韩愈《毛颖传》一文，后世历来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史传体寓言，一种认为是传奇体小说。清代顾炎武以为“比于稗官之属”(《日知录·古人不为人玄传》);鲁迅先生则把它归之于“幻设为文”“以寓言为本”。尽管看法不一，在对文章进行虚构，结撰新奇、汪洋自恣的看法上则是所见略同的。

《毛颖传》一经问世，即遭到世人的非难与嘲讽。在拘泥旧习的正统文人眼中，这种游戏文字被视为“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连与韩愈交往甚厚的一些人也对此文大不以为然。裴度以为此文“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答李翱书》)，张籍则前后两次与韩愈书信往还，叙及此文。在第一封《上韩昌黎书》中称“比见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以累于令德。又商论之际，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胜者，亦有所累也。……且执事言论文章不谬于古人，今所为或有不出于世之守常者，窃未为得也。愿执事绝博塞之好，弃无实之说，弘广以接天下士，嗣孟轲扬雄之作，辨杨墨老释之说，使圣人之道复见于唐，岂不尚哉!”对此，韩愈在《答张籍书》中答辩道：“吾子又讥吾与人人为无实驳杂之说，此吾所以为戏耳;比之酒色，不有间乎?吾子讥之，似同浴而讥裸体也。若商论不能下气，或似有之，当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讥，敢不承教”，在《重答张籍书》中更力辨其诬。且举先贤圣哲为适例，以为创作戏谑俳谐之文无损于儒道：“昔者夫子犹有所戏，《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记》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恶害于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在讥评四起之时，与之态度截然相反的也不乏其人。唐代李肇《国史补》云：“撰韩愈《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宋代宋祁则以为“韩退之《送穷文》、《进学解》，《毛颖传》、《原道》等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宋景文公笔记》)。其中对韩愈此文推崇备至、大加揄扬的是柳宗元，在《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一文中表现了不苟合时俗的态度，表达了迥异凡流的精见卓识。

韩愈写出《毛颖传》之时，柳宗元正以“拘囚”身份被罪南荒。两地睽隔，“不与中州人通书”。偶有人南来永州，谈及韩愈这篇文章，但又“不能举其辞，而独大笑以为怪”，这种讥议态度正代表了世人对这篇具有独创性作品的看法。元和四年，柳宗元的岳父江西观察使杨凭被横加“贪污僭侈”之名，以犯赃定罪，受诬致贬，家产籍没;元和五年十一月，其子诲之前往临贺贬所省父，途经永州，带来了《毛颖传》的抄本，柳宗元始得一睹韩文全豹。此事亦见于柳宗元《与杨诲之书》：“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在此文中，柳宗元叙述了得见韩愈此文的始末，紧承上文，发表了超逸绝尘的看法，可视为古代文论中一篇见解精当的论著。文中柳宗元藉评介韩愈此文发表了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独到见解： 首先，从个人读此文的观后感说起：“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形象生动，充分肯定了《毛颖传》的艺术价值，从文章的艺术感染力上着眼，指出韩愈此文的高明即在于以特殊的艺术手法表现主题，创造出强烈感人的艺术效果。对于世俗士人不解悟韩文三昧，柳宗元反唇相讥，嘲笑那些人欣赏的文章不过是“摸拟窜窃，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的一些格调卑下的俗物罢了。接着，文中又提出一个与世俗之见相反的观点，肯定“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并援引《诗经》、《史记》加以佐证，论辩滔滔，思接千古，酌古喻今，之所以不废俳，在于俳“有益于世”，即可以藉俳谐之文以明道，因此以虚构的手法，幽默谐谑之笔为文是大有可用武之地的。文章最后一段又一次肯定韩文“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以励，其有益于世欤”，与前面的观点关联应和，愈发增加了文章的感染力。并且认为，“学者终日讨说答问，呻吟习复，应对进退，掬溜播洒，则罢惫而废乱，故有息焉游焉之说”，既应有所“拘”，又应有所“纵”，充分肯定了韩文具有一定的娱乐性，与学者之文应有所区别，说明了韩柳二人在创作观点上的契合妙悟，声应气求。又由于艺术趣味的多样性，文章风格各异，从而引出柳氏的第三种观点，即应“尽天下之奇味以足于口”，文中以口味不同。众口难调设譬取喻，连类引发，说明创作风格、手法也应取法多样，并由此及彼，笔随意转，折回复说韩文，发出反诘：“独文异乎?”进而叙说韩愈此文“亦将驰焉而不为虐欤? 息焉游焉而有所纵欤? 尽六艺之奇味以足其口欤?”指出这类文章可以使人精神上得到轻快与娱乐，调换更新口味，作者抒发了胸中郁结，读者因之得到激励，对社会是有裨益的。文章一路写来，放笔快意，连用三个设问排比句式，一气贯注，感情充沛，铿锵有力，令人难以置喙。最后，点明韩文创作旨归，先从称誉毛颖的功绩入笔，“且凡古今是非六艺百家，大细穿穴用而不遗者，毛颖之功也”，皆仰毛颖以传。因此，韩愈“嘉颖之能尽其意，故奋而为之传，以发其郁结”，指明此文是托物寄讽，借以宣泄抒发作者胸中勃勃，不平之气，随处辄发。对于“贪常嗜琐者”，进行了尖锐辛辣的批评讽刺，从而拨正世俗偏见。柳宗元这篇读后感观点鲜明，巧取比喻，连类而及，文势自然，无施不可。挺身为韩文力辩，理直气盛，令人折服。言为心声，掬自肺腑，会窥作者本意，要言不烦，可谓慧眼识英，空谷闻籁。

据宋代王楙《野客丛书》载：“《容斋随笔》谓《毛颖传》人多以为怪，子厚独爱之。诸公往往皆以此文韧见，退之前此未有此体。仆恐不然，疑有所本。观《隋志》谓俳谐文之卷;袁淑俳谐文十卷，续俳谐集十卷。袁淑俳谐文，如沈约芭蕉文，亦载其间，乌知自古以来，无毛颖传之比者。退之淹该古今，而又资以城南邺侯三万轴之书，笔端运用，动有源流。非如后人韧意制作。抑又观《蜀志》，先主嘲张裕曰：‘昔吾居涿县，特多毛姓，东西南北，皆诸毛也。涿人之称曰诸毛’云云。《毛颖传》之作，萌芽此意。然其间如曰，自结绳以及秦，阴阳、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经、地志、九流百家之书，皆所详悉，此意出于蔡邕、成公绥《笔赋》，郭璞《笔赞》，异时文嵩作《松滋侯传》，司空图作《容成侯传》，而本朝东坡先生又作《罗文》等传，其机杼又自退之始也。”南宋叶梦得曾提及，南朝刘宋袁淑有《鸡九锡文》，《驴山公九锡文》之类的俳谐之文，可知韩愈《毛颖传》并非戛戛独造，推原所始，实系规仿前贤、吐纳英华之作，且后不乏踵接步趋者。那么，为什么韩愈此文一出即横被流言讥评呢?这不能不联系到唐宋两次古文运动的背景环境。唐代古文运动发展曲折，一方面韩柳人卑言轻，势薄力单，与传统势力进行抗争几乎是孤军苦战，一方面二人政治上际遇偃蹇，不得志于当世。因此，发动完成古文运动的阻力困难颇大。韩愈这篇《毛颖传》一出，就被人指斥为不足道哉之列，充分表现出封建士大夫的传统偏见，由此也可窥古文与骈体时文之间斗争激烈之一斑。宋代则不然。先有柳开、王禹偁等人倡古文、造声势于前，又有“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师”的欧阳修殿其后，他利用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一代文宗的影响力矫时文颓风，倡导古文不遗余力，改革科举制度，以古文取士，并且得到皇帝下诏禁止时文的支持，奠定了古文运动胜利的基础，其后，由苏轼承其余绪，转益多师，克绍其裘，终于完成了宋代古文运动的使命。正是诸多因素互为因果，才促成了宋代古文运动最终取得成功。回顾唐宋古文运动的历史，可以看出其间的递嬗衍变，而《毛颖传》一文的命运正说明了这一问题。明乎此，对韩愈《毛颖传》和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两篇文章可以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