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钴鉧潭; 由溪口而西，陆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阳岩东南，水行至芜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 皆永中幽丽奇处也。

楚越之间方言，谓水之反流者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与南馆高嶂合，下与百家濑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浅渚，间厕曲折，平者深墨，峻者沸白。舟行若穷，忽又无际。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丛，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岩洞，其下多白砾，其树多枫、楠、石楠、楩、槠、樟、柚，草则兰芷。又有异卉，类合欢而蔓生，轇轕水石。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扬葳蕤，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

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也，出而传于世。其地主袁氏，故以名焉。

柳宗元定居冉溪后，放情山水愈发成了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窜身楚南极，山水穷艰险”(《构法华寺西亭》)，是他这时出游的真实记录。元和七年(812)，他出游的方向略有改变，足迹比较集中于西山的东南方向。他从那里出发，寻袁家渴，逾黄茅岭，临小石城山，风尘仆仆，不避艰危。他就这段游历写成的《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和《小石城山记》，，构成了《永州八记》的后四篇。从这里，可看出他激赏与现实黑暗社会对立的自然美，借以表达自己独特而丰富的思想情感的创作初衷没有丝毫改变，相反，显得愈发深沉了。尽管在这永州生活的后期，他的精神仍受着煎熬，身体受到摧残，但深重的磨难，并没有削弱他的自信和对生活的达观态度。这种达观，使他勤奋写作，“故敢藻饰文字，洗涤心神”(《上岭南郑相公启》)，不愿以自己的“终身沉废”，而埋没永州的美好山水。他这篇作于元和七年的《袁家渴记》，就集中表现了他的这种创作追求。

《袁家渴记》大致可分三段。第一段重在交待此处名胜在永州的具体位置;第二段则详细描画袁家渴的幽静奇丽;第三段说明写此文的目的。整篇文章脉络分明，首尾呼应，结构十分严谨。

第一段，柳宗元取总括前四记的写法，在与各处名胜的比较中，突出袁家渴的秀美。“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钴鉧潭”，意在褒扬钴鉧潭之美，于西南水路的诸多美景中，首屈一指。“由溪口而西，陆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则意在赞颂陆路西行中的山水佳境，以西山为冠。“由朝阳岩东南水行至芜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则在他新勘出的东南水路出游图中，推出了新的风景胜地——袁家渴。既然袁家渴的“幽丽奇处”。可与树绕泉悬的钴鉧潭，高峻特立的西山媲美，而后二者之美已经通过柳宗元的妙笔渲染，使读者神游其境，记忆犹新，那么，对袁家渴之美，读者便不禁会生出一种悬想，一种渴望，渴望“识得庐山真面目”，再一次通过柳公的妙笔引领，去结识另一位自然界中的仙姝。这种由彼美映衬此美，吸引读者通过对比联想，加强对此美感受的写法，手段高明，它使表家渴的秀美尚未亮相，便有先声夺人之势。同时，使“永州山水三绝之地”的具体位置，在读者脑海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象。有的评家认为柳公这段文字，是汲取了《史记·西南夷传》的表现方法：“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 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 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 此皆椎髻耕田有邑聚。”从中确可看出两文的师承关系。柳宗元以史传文法用于游记体散文创作之中，使文章不是简单模仿，而是别开了新生面。

第二段，柳宗元始唤秀美的袁家渴步上前台，让她尽情展示那倾国倾城的风采。这是一条因沙洲阻滞，而与潇水流向相反的清流。当地人称这种逆主流而奔泻，终又归入主流的小河为“渴”，她的上源与“南馆高嶂”相邻，她的下梢在百家濑处与潇水汇合。在她一路欢歌的行程中，不经意地改变着沿途的地形地貌，“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成渚，间厕曲折。”那重重叠叠的沙洲，似她嘻戏中用浪波拍打而成; 那散落于她身，如蛛网般密布的溪汉，象她留下的道道履痕。她时而变做清澄的小潭，温柔而恬静; 时而欢笑激荡，围着露出水面的沙洲迂回前行。她的容颜经常变幻，“平者深墨，峻者沸白”——汇做深潭时，水色青黑; 化做激流时，白浪涛涛。她负载着轻舟，又调皮地捉弄舟子，忽而将它甩向似乎已到尽头的溪谷，忽而又引它驶入宽阔无边的航道。真是个“舟行若穷，忽又无际”，水流变幻多姿的袁家渴啊! 袁家渴的美，在于她有多彩多姿的水，更在于她有青葱秀美的山和繁茂葳蕤的草木，做为相契相守的伴侣。柳宗元写道：“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丛，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岩洞，其下多白砾，“这里淡淡几笔，为读者画出了一座出水芙蓉般亭亭玉立的小山，满山树木葱茏，青翠欲滴，山上美石风化散落，积于坡下，被浪涛冲洗成一围洁白的沙砾，恰似为小山缀上一道银色的裙边。这青山与袁家渴的碧水相戏相乐，亲密和谐。至于那山上的草木，就更是美不胜收了。树有“枫、楠、石楠、楩、槠、梓、柚”; 草有“兰芷”，有“异卉”，“类合欢而蔓生，轇轕水石。”仿佛南国的佳木异草，皆齐集于小山之上，要与多姿的流水，玉立的青山争芳斗艳，竞展芳容一般。行文至此，袁家渴的山水草木之奇秀，已足令读者叹服了。但柳宗元以他对自然美的独特感受，从众美中又掂出一个“风”字，从而成功地揭示出袁家渴最不同寻常。最令人倾倒的魅力所在：“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 冲涛旋濑，退贮溪谷; 摇扬葳蕤，与时推移。”这是一段显示出作者杰出创作才华的文字，苏轼盛赞此文“善造语，若此句殆才妙矣。”柳公借用四面来风的风势，极为精确而形象地表达出花草树木在风中的动势。强劲的山风阵阵袭来，它使大树摇动震颤;它使百草翻伏披拂;它使花卉感到惊恐，不由地红花纷乱，绿叶翻动;它更把浓郁的花香扬溢于四野。在同一阵风中，树木，百草和花卉的动势被写得各具特色，富有诗情。特别是将拟人和互文笔法结合起来，去描绘花卉在风中“纷红骇绿”的惊恐之状，不仅造语奇警，更使形象异常逼真，极为生动。当山风吹下山坡，吹过山下的水面时，只见风激浪起，涛拥山石，沙上浅水处，浪波回旋不已，形成的“冲涛旋濑”，又在风的强劲推动下，迅疾地“退贮溪谷”，那激扬的水波，奔涌的潮头，冲击着枝叶下垂的岸边花草，好一阵惊心动魄，而又仪态万千的山风!这山风卷过水面的一瞬间，林涛，水声、花香、异彩纷至沓来，令读者目不暇接，感同身受。大自然那充满勃勃生机之美，被描绘得多么富有层次，富有质感!被表现得多么淋漓酣畅!难怪林纾出此快语：“将草木收缩入风字”，“均把水声，花气，树响作一总束，又从其中渲染出奇光异彩，尤觉动目。总而言之，此等文字，须含一个静气，又须十分画理，再著以一段诗情，方能成此杰构。”林纾指出这段描写中有一股静气，所言极是。柳宗元在《八记》的大部份篇章中，均有身世际遇之叹，而唯独在这篇游记中，没有流露出这种情绪。可以想见，他那时的创作心境是极为平和的。《文心雕龙·神思》曰：“陶钧文思，贵在虚静”，要求酝酿文思时，心内安详沉静，由此才能细致体验，虚心观察，采纳各种新鲜感受。如柳公面临四方来风时，心气悸动，甚至恐惧慌乱，就难以捕获到转瞬即逝的画面，和电光石火般的灵感。而柳宗元面对劲风，安详若素，遂使袁家渴的美景，以如此美妙的文字传诸于世。尽管柳公谦虚地说：“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但这股静气，此等手笔，确已令人心折。

所谓此文中有“十分画理”，是指谢赫在《古画品》中讲到的绘画六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采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柳公的这篇游记充分体现出了这些妙法。他首先将风势写得生气飞动，极富气韵;其次是善于造语，用词精练;三是描绘形象真切细腻，做到了应物;四是讲究为文的鲜明色彩;五是写来井然有序，从中可见经营的匠心;六是善于结合形象模写山水景物，做到了“传移”。因此称之为有“十分画理”，是贴切的评语。为文需怀“静气，并不是说作者创作时不需情感。情感浓烈之极，绚烂之极，必趋于恬淡。恬淡中能写出一片炽情，才是妙文之极。我们不难体会到：柳宗元这篇看似不动声色的游记，就蓄积着他对永州山水一腔沉着炽热的情感!

然而，弥足珍贵的是文中那“一段诗情”。这就是柳宗元在第三段中特别指明的：袁家渴，“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也，出而传于世，”他感叹于美好的自然，得不到当地人的欣赏，他要把他的发现，奉献给既理解他，更热爱祖国山川风物的人们，这向世人力荐山水之美的行动本身，不就有一种令人仰慕的深情在吗?

最后，柳公以“其地主袁氏，故以名焉”一句，总束全篇，紧扣文题。文章戛然而止，然而那袅袅余音，让人有绕梁三日不绝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