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

郭橐驼，不知始何名。病瘘，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人号之“驼”。驼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名，亦自谓橐驼云。其乡曰丰乐乡，在长安西。

驼业种树，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他植者虽窥视效慕，莫能如也。

有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下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殷，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驼曰：“我知种树而已，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问者曰：“嘻!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

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本是个热心于改革现实的人，并无意当文学家，这从他《〈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书》，“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长沙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实事，以辅时及物为道”的自白中可以得知。然而，这个把写文章与博弈相提并论的柳宗元，终归又写起文章来，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时，王叔文革新失败，参与其事的柳宗元，被朝廷贬谪湖南，“辅时及物”已成泡影，唯一可以助其忧国忧民之心的，只有握笔从文了。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了著名的“穷而后工”的观点，柳宗元正是如此。自他遭贬以来，身居穷厄之地，“恒惴栗”，心情压抑感到前途无望，在这样的际遇下，柳宗元愤而疾书，写出了许多思想性、艺术性颇高的优秀作品。

《种树郭橐驼传》是一篇立意新颖，语言精练，对比鲜明的寓言式传记散文。作者藉问对形式，谈论种树，从中引发出治国的大道理。“种树”和“治国”本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但在柳宗元笔下，二者却有机的结合起来，而且结合得非常自然。文中以“种树”发端，介绍一位憨厚朴实，驼背而行，有高超种树技能的人郭橐驼。凡是他种的树，都能“硕茂早实以蕃”，探其技之要，不过是“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人，并不神奇的种树“诀窍”，竟培养出长得快、寿命长、产果早、结实多的果树来，成为誉满长安的种树能手，与郭橐驼相比，“他植者”则采取截然相反的种树方法，他们“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结果树木大受摧残，未及长成，便已夭折。柳宗元将郭橐驼与“他植者”对比之后，把种树之道“移之官理”，以映衬的手法，批判了中唐以来政乱令烦，民难堪命的政治局面，说明只有顺应人民生活自然的、内在规律的要求，少干预百姓所为，才能“蕃吾生而安吾性”，使其安居乐业和从事劳作。这种“与民休息”的思想，在封建社会里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树郭橐驼传》就其文名而言，应是一篇人物传记，看过内容以后，发现本文的“传”与通常意义的“传”颇有出入。篇中并未详述郭橐驼的姓名及家世，也未谈及除种树以外的其它事宜，与传统立传程式相比，多不吻合。对全文细推敲起来，本篇颇与寓言相类。从“郭橐驼，不知始何名”以及“驼业种树，在长安西”分析，郭橐驼未必实有其人。然而，作者本意在于借文讲道，并不介意所叙内容是否真实。事实上，只要文意明确，论证可堪信服，文章即可受用。从本篇看，上述两点完全实现了。除此而外，本文还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以“传”立说，是本文的特点之一。前面说过，本篇并非是“传”，文中所涉及的人和种树，实际都是作者虚构的。并不合乎立传一要真人真事，二要记有价值的事的起码条件。可是，柳氏却明知故犯，用意何在呢?显然，这是为增强文章的真实感，因为真实才具有说服人的力量。依据立传的常规，开头总要先介绍主人公的简单的情况。《种树郭橐驼传》也不例外，用绘声绘色的语言，描摹着写作对象，说橐驼“病瘘，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人号之‘驼’，驼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名，办自谓橐驼云”。寥寥数语，一个纯朴、憨厚、弯腰驼背而行的人物，便活生生的跃然纸上，本来并无此人的“乌有先生”，经柳宗元一番加工点缀，好像世间真的实有其人了。从文章开头几句的渲染气氛中，读者不会怀疑所述人物的真实性，反而更引发了欲读下去的兴趣，探寻那个貌不惊人，和善滑稽的郭橐驼，何以值得立传? 柳宗元打破立传常规，笔锋一转，改变话题，大谈郭橐驼种树之妙，从与“他植者”的比较中自然的将“种树”经验“移之官理”，达到以文明道，阐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的目的，借“传”立说。柳宗元通过郭橐驼与“他植者”的对话，来表明一种道理，类似庄子的寓言，读来不由得使人遐想深思。诚然，传记文学并不排斥对话，然而如本篇这样，精心于对话的描写，却是传记文学中少见的，而且大有舍本逐末之势。细加推敲，“对话”正是作者谋篇的精华所在。以对话为媒介，意在为阐述道理。

本文第二个显著特点，是充分利用了对比手法。通过多种形式及不同角度的比较，突出人物形象，透彻地阐明道理，增强了文章的气势;以求达到“文不可胜用”的目的。《种树郭橐驼传》的论述中心是“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讲清这个道理，作者不是简单的空发议论，而是将其置身于实际的植树环境中，在种树里手郭橐驼与“他植者”截然相反的种树方法的比较中，形成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从而使读者加深对道理的理解。首先柳氏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起笔。郭橐驼在答复“他植者”询问时指出：“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那么，所谓的“致其性”的“性”字又指什么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结构相同的排比句，道出了郭橐驼种树的“诀窍”，遵此而行，必然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矣”的效果。与上述顺应树木自然生长规律的培育方式相反，“他植者”违背育树规律，“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结果树木“性日以离”，终致培植失败。“他植者”慕名求教，但学“表”未学“本”，结果“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正是在这个“本”字上，郭橐驼与“他植者”的做法两相对立，才导致出两种培植效果。为进一步使读者加深对道理的理解，作者又推出第二对比较，即管理的“善”与“不善”。郭橐驼种树，自有其独到之处，“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种树的经验之谈，蕴含深刻的哲理。乍听其言，似乎树种完后，就可任其生长，不必管理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郭橐驼所言，绝无种树毕即可弃之不顾的意思。所谓移栽时的“若子”，种后的“若弃”，实际都是最佳管理方法，完全合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大道理。“他植者”则背道而驰，以为多虑多管就能使树木“早实以蕃”，他们“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看似对树木关怀备至，结果事与愿违，“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最终压抑和扼杀了树木的正常生长，导致树木的死亡。

“当”与“不当”，“善”与“不善”的两层对比，孰是孰非，前面已经作了明确回答。两对比较，环环相扣，鲜明生动，兼之多用排比句，遂使文章气势雄浑有力。文字简洁明了，遣词造句准确精当，多种因素协调自然，恰到好处，更加重了文章的思想性及其艺术效果。

柳宗元在此文中，还使用了映照的写法。从文章全局看，作者是从种树和管理两个方面进行了对比，但着墨最多处，还是管理。用大量的排比句和铺陈去写“他植者”不善管理树木，正是为了映照吏治不善，而“他植者”不会种树，又与官吏治民不当两相呼应。同样的手法，文章前边提到的“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与后文的“若甚怜焉，而卒以祸”也是一种映照。分析全文可以看出，作者借“传”立“说”是本篇写作的真意，而从养树论及“养人”，则又是这篇文章的精神命脉。这样写来，文章颇显鲜明生动，有助于对文章中心思想的阐发，同时也增强了哲理性和说服力。

这篇文章，善于选用恰如其分的字词传情达意，读来生动感人。比如养树的“爱、忧、害”与养人的“怜、祸”五个动词，不仅相互映衬，而且又都是句中的关键词，使文章因此更为生动和富于直观感。作者在文章最后，用铺陈的方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进行典型化描摹，有言有行，细致入微。如写官吏扰民，用了三个“尔”，六个“而”，“耕、植、获、缫、织、字、遂”七个动词，从“官命促尔耕”到“击木而召之”，一气呵成，连用排比，读来有一种快捷感，把俗吏那种名为爱民，实则害民，以及庸碌不谙民事的作态刻画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