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放》
平生于国兮,① 我屈原从小生活在国都,
长于原野。 而今长大却在原野居住。
言语讷譅兮, ② 我的口齿笨拙不善言辞,
又无强辅。 又无有势力的朋友帮助。
浅智褊能兮,③ 我的才智疏浅能力微薄,
闻见又寡。 而又孤陋寡闻无甚长处。
数言便事兮,④ 有利君国的话屡次进上,
见怨门下。⑤ 便把君王手下亲信惹怒。
王不察其长利兮, 君王也不明察话的好处,
卒见弃乎原野。 终于听信谗言把我放逐。
伏念思过兮, 我暗自反省自己的行为,
无可改者。 却没什么要改正的错误。
群众成朋兮,⑥ 群小们总是在结党营私,
上浸以惑。⑦ 君王越来越受他们迷惑。
巧佞在前兮, 佞臣取巧出入君王之前,
贤者灭息。⑧ 忠贞贤臣有话难以说出。
尧舜圣已没兮, 尧舜似的贤君早已不见,
孰为忠直? 又忠贞正直地为谁服务?
高山崔巍兮, 崇山峻岭永远巍峨耸立,
流水汤汤。⑨ 流水浩浩荡荡东流不住。
死日将至兮, 人已衰老死期就要来到,
与麋鹿同坑。⑩ 只能在荒野与禽兽为伍。
块兮鞠,(11) 而今块然独处孤独无偊,
当道宿。 无所归依在道路上露宿。
举世皆然兮, 整个世道都是这样浑浊,
余将谁告? 我的衷情又能向谁倾述?
斥逐鸿鹄兮, 他们赶走了鸿雁和天鹅,
近习鸱枭。(12) 却把恶禽鸱枭亲近保护。
斩伐桔柚兮, 他们把甜甜的桔柚砍掉,
列树苦桃。 到处栽种苦桃这种树木。
便娟之修竹兮,(13) 那些婆娑摇曳的美竹啊,
寄生乎江潭, 却只能在江边潭畔独处。
上葳蕤而防露兮,(14) 它上有茂盛的叶片御寒,
下泠泠而来风。(15) 下边阵阵凉爽清风送出。
孰知其不合兮, 谁能了解我与君王不合,
若竹柏之异心。(16) 不同心就象竹子与柏树。
往者不可及兮, 逝去的圣王我追赶不上,
来者不可待。 却又等不到以后的明主。
悠悠苍天兮, 高远的苍天啊高远的天,
莫我振理。(17) 你为何不解救我的冤屈。
窃怨君之不寤兮, 我怨恨君王他终不觉悟,
吾独死而后已。 唯有独抱忠信一死结束。
(据黄寿祺、梅桐生译有改动。)
【注】①平: 屈原之名。②讷譅: 讷,迟钝;譅,艰难,此指拙于辞 令。③褊 (bian):狭,此处引申为微薄。④数(shuo)。屡次; 便事:有利的事。⑤门下:国君亲近之人。⑥群众:群小;成朋:结党。⑦浸:渐渐。⑧灭息: 消声无言。⑨汤(shang)汤: 大水急流貌。⑩坑: 陂池,此指啗阱。(11)块:独处貌;鞠:匍匐。(12)近习: 亲近;鸱枭: 猫头鹰,古人以为恶鸟。(13)便(pian)娟: 轻盈美丽貌。(14)葳蕤 (wei rui):繁盛的样子。(15)泠(ling)泠: 清凉爽快貌。(16)竹柏异心: 王逸《章句》: “竹心空,屈原自喻志通达也;柏心实,以喻君闇塞也”。(17)振:解救; 理: 答理。
中国早期封建社会,有一类文人,他们满腹经纶,博闻善辩,关注国事,渴求功名,文辞甚高,自视也甚高,然而却因种种原因,终不为朝廷所用。进不能取卿相,退又不甘隐山林,这种尴尬处境,使他们转而抑圣为狂,谐谑放荡。他们常常通过滑稽奇特的言行,去曲折地表达自己的失意之悲和对朝廷政治的讽谏。然而在君王眼中,他们终不过是调笑取乐的工具。
东方朔正是这类文人的代表,所谓“滑稽之雄”。(《汉书·本传》)
不过,在总题为《七谏》的七首诗歌里,东方朔并没有摆出玩世不恭的面孔,他换了一种同样曲折的方式: 借屈原之口,代屈原抒情来表达上述特定心态。用王逸《章句》的话说“追悯屈原,故作此辞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矫曲朝也”。即一方面结合屈原身世,运用屈原骚赋的形式,去表达屈原的政治、人生态度,一方面也表达出自己对当朝的劝谏,发泄出自己的沉沦之悲。这种涵义的二层性,应当是我们理解《七谏》的门径。
《初放》是《七谏》的首篇,写屈原初被放逐时对楚国黑暗政治的抨击,表现屈原宁可孤独而死,也决不改变自己人格情操的高洁精神。诗歌可分为三段。
首段从头至“伏念思过兮,无可改者”。本段用赋的手法,简述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身世遭遇以及无可改悔的坚定立身态度。诗歌头两句写出一种似乎矛盾的现象: 出生在国都,却生活在山野。这本是屈原遭遇的总述,这两句置于全诗之首,暗中提出了一个问题,让人去思索其究竟。以下便是作者对此问题的简单回答:原来是自己天资驽钝,拙于辞令,加之势单力薄,遂以直谏不被君王理解而遭放逐。“言语讷譅”几句,王逸《章句》认为“是其谦也”。确实,当年的屈原是“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 (《史记·屈贾列传》) ,写本诗的作者也“博闻辩智” (《汉书本传》) ,才思敏捷,都决非“言语讷譅”“浅智褊能”之辈。但这与其说是自谦,不如说是一种愤激的反语。“言语讷譅”是说自己没有巧言佞舌,“浅智褊能”是说自己不善逢迎钻营,所以屡次忠言直谏,既为君王亲信所怨,又为君王本人所恼,终于被弃。下面“伏念思过”,是被逐后的深沉反思,“无可改者”是思索的结论,它看似平常,语气却是斩钉截铁的决断,使人想到《离骚》中“虽九死其犹未悔”。
第二段从“群众成朋兮”到“下泠冷而来风”。本段以议论为主,对朝廷不肖居上,大贤处下,谄佞得志,忠直孤独的黑暗腐败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细味此段,又可分为两层。第一层至“余将告谁”。它采用直接论政的手法,使作品锋芒毕露。“群众成朋”与前之“又无强辅”呼应对比,写出小人充斥朝廷的惊心现实。“上浸以惑”与 “尧舜圣已没”则直刺国君昏昧。“高山崔巍”四句,从内容上讲是用自然之永恒反衬人生之短暂,这种浓厚的生命意识与被放逐处境的结合,便写出一种深沉悲痛; 从诗歌形象讲,无论巍巍高山还是浩荡流水,都带有一种崇高阔大的气魄,挟着一股浩然正气,这又使诗歌在悲伤中具有了崇高的意境与悲壮的气氛。“块兮鞠”四句则进而写出了黑暗政治下正直之士的孤独感和悲凄处境。第二层是第一层的艺术形象化,它沿用 《离骚》“香草美人”手法,以被斥逐的鸿鹄,被斩伐的桔柚象征贤才直士的遭遇,以被保护的鸱枭、被栽培的苦桃象征奸佞之辈的得意处境,形象地描绘出了朝廷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现实。“便娟修竹”四句,则通过婆娑修竹生于郊野江潭的描绘,进一步写出这种现实,同时用修竹上防寒露、下送清风的美好品质,象征地写出了自己顶邪恶、惠下民的美德。
第三段为诗歌最后八句。本段转以抒情的笔调,表达被放逐后的深沉孤独与悲哀,并再次表明了自己正道直行,死而后已的决心。“孰知其不合兮”两句写自己与君王政见根本不同,分歧是无法弥合的。这里用了一个形象的譬喻: “若竹柏之异心”。王逸《章句》说: “竹心空,屈原自喻志通达也; 柏心实,以喻君闇塞也”。这样讲是很准确的。“往者”两句,写出了屈原作为一个头脑睿智、眼光远大的政治家在那样一个特定时代的强烈孤独感。本来,一切超凡出众的人都难免有一种落落寡合、眼空无物的孤独,更何况屈原又有那样悲剧性的遭遇呢。这两句使我们想起后来陈子昂那“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悲怆浩叹。应该说,东方朔代屈原所抒发的这种感慨,与古往今来一切难为人知、不为世用的志士仁人的感慨都是相通的。紧接这种感慨,是对天的呼号,所谓“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 (《史记·屈贾列传》),它将绝望悲怆的情绪,推到了一个高潮。最后两句,则又是从高潮的大跌落,情绪由高亢转以深沉,而唯其深沉,诗人那无边的幽愤,那崇高的人格,才获得了更为感人的力量。从内容上讲,这两句正与《离骚》中哲王不寤“怀清白以死直”同,表达了屈原决心以生命殉自己理想的精神。
前面谈到,东方朔这组作品具有两重内涵,既是代屈原立言,又为自己寄慨。但由于诗歌是代言体,所以我们对它首先要结合屈原的身世去理解。至于东方朔本人的感慨和讽谏,则可从诗歌的基本内容与情绪基调上去作总体把握,而不必非要将诗句与东方朔的具体经历一一比附不可,否则便易流于穿凿,违背鉴赏规律。
本诗既是代言体,所以与屈原诸作相比,没有多少独创性,例如四句一转的章法,香草美人的比兴等等都是沿袭屈原的。不过,诗歌在写作上也有一些特点。例如从手法上讲,它大体按照叙事—议论—抒情的顺序写作,但三者又常常是融混难辨的。与此相应,从情绪基调讲,则大体是平静—激烈—深沉,而每段之中又自有跌宕起伏 (例如末段) ,总的说来全诗是悲怆炽烈的。此外,它的句法较灵活,“块兮鞠”两句,引入三字句,使诗歌在节奏上奇崛而富于变化。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