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

植白： 数日不见，思子为劳⁽¹⁾，想同之也。

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²⁾，孔璋鹰扬于河朔⁽³⁾，伟长擅名于青土⁽⁴⁾，公干振藻于海隅⁽⁵⁾，德琏发迹于大魏⁽⁶⁾，足下高视于上京⁽⁷⁾。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⁸⁾，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⁹⁾，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¹⁰⁾，顿八纮以掩之⁽¹¹⁾，今悉集兹国矣。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¹²⁾，一举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¹³⁾，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¹⁴⁾，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¹⁵⁾，前书嘲之⁽¹⁶⁾，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钟期不失听⁽¹⁷⁾，于今称之，吾亦不能妄叹者⁽¹⁸⁾，畏后世之嗤余也⁽¹⁹⁾。

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²⁰⁾，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常作小文⁽²¹⁾，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²²⁾，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²³⁾，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耶⁽²⁴⁾?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昔尼父之文辞⁽²⁵⁾，与人通流⁽²⁶⁾，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²⁷⁾。过此而言不病者⁽²⁸⁾，吾未之见也。

盖有南威之容⁽²⁹⁾，乃可以论于淑媛⁽³⁰⁾，有龙渊之利⁽³¹⁾，乃可以议于断割⁽³²⁾，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³³⁾，而好诋诃文章⁽³⁴⁾，掎摭利病⁽³⁵⁾。昔田巴毁五帝⁽³⁶⁾，罪三王，訾五霸于稷下⁽³⁷⁾，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³⁸⁾，使终身杜口⁽³⁹⁾。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息乎?人各有好尚⁽⁴⁰⁾，兰茝荪蕙之芳⁽⁴¹⁾，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⁴²⁾; 咸池六茎之发⁽⁴³⁾，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⁴⁴⁾，岂可同哉!

今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通相与⁽⁴⁵⁾。夫街谈巷说⁽⁴⁶⁾，必有可采，击辕之歌⁽⁴⁷⁾，有应风雅⁽⁴⁸⁾，匹夫之思⁽⁴⁹⁾，未易轻弃也。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⁵⁰⁾，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⁵¹⁾，犹称壮夫不为也⁽⁵²⁾。吾虽德薄，位为藩侯⁽⁵³⁾，犹庶几戮力上国⁽⁵⁴⁾，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⁵⁵⁾，岂徒以翰墨为勋绩⁽⁵⁶⁾，辞赋为君子哉! 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⁵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⁵⁸⁾，非要之皓首⁽⁵⁹⁾，岂今日之论乎? 其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⁶⁰⁾。

明早相迎，书不尽怀。植白。

〔注释〕(1)思子为劳： 意谓很想念你。(2)仲宣：王粲字。独步： 举世无双。汉南： 荆州。王粲曾在荆州依附刘表。(3)孔璋： 陈琳字。鹰扬： 象鹰远扬。河朔： 黄河以北地区。陈琳曾在冀州任袁绍记室。(4)伟长： 徐干字。擅名： 独得声名。青土： 青州，约在今山东、辽宁部分地区。(5)公干： 刘桢字。振藻： 显露才华。海隅： 海边。刘桢是东平宁阳人，宁阳靠海边。(6)德琏： 应玚字。发迹： 显名。大魏： 许昌。应玚是汝南南顿人，南顿靠许昌。(7)足下： 指杨修。高视： 指不同凡近。上京： 指京都洛阳。(8)握： 有。灵蛇之珠： 相传隋侯救蛇而得之珠。(9)荆山之玉： 即楚国和氏璧。(10)吾王： 指魏王曹操。天网： 笼罩天地的网。该：网罗。(11)顿： 到。八纮： 八方的极远地区。掩： 寻搜之意。(12)飞轩绝迹：高飞到极高的境界。轩： 鸟飞的样子。(13)闲：娴熟。(14)多： 常常。司马长卿： 司马相如。同风： 同一风格。(15)画虎句：语出东汉马援《诫兄子严敦书》。(16)书： 信。嘲： 讥笑。(17)钟期：钟子期，得伯牙琴瑟之妙的知音。不失听： 善听。(18)妄叹：乱加叹赏。(19)嗤： 笑。(20)讥弹： 讥刺批评。(21)丁敬礼： 丁廙，建安时黄门侍郎，曹植之友，后被曹丕杀害。(22)若人： 那个人，指丁廙。(23)佳恶：好坏。(24)定： 修定。(25)尼父： 孔子。(26)通流： 同流。(27)游、夏：孔子的弟子子游、子夏。措一辞： 加一句话。(28)此：指《春秋》。不病： 没有毛病。(29)南威： 古代美女名。(30)淑媛：贤淑的妇女。(31)龙渊： 古代宝剑名。(32)断割： 切割。(33)刘季绪： 刘表的儿子。逮： 及。(34)诋诃(he) ： 指摘。(35)掎 (ji) ：编引。摭(zhi) ： 拾取。利病： 毛病。(36)田巴： 战国时齐国辩士。(37)訾：谤毁。稷下： 齐国都城的西门。(38)鲁连： 鲁仲连。(39)杜(du) 口： 闭嘴。(40)好尚： 爱好。(41)兰茝(zhi) 荪蕙： 皆芳草名。(42)海畔有逐臭之夫：语出《吕氏春秋》。一奇臭人，独住海边，竟有人酷爱其臭。(43)咸池： 黄帝乐名。六茎：颛顼乐名。发： 声。(44)墨翟：墨子，著有《非乐》篇。(45)今往： 现在送去。一通： 一份。相与：赠送。(46)街谈巷说： 民间传说。(47)击辕之歌： 民歌。古人在田野叩击车辕唱歌。(48)风雅： 指《诗经》的《国风》、大小《雅》。(49)匹夫：普通人。思： 思想见识。(50)揄扬大义： 阐发严正的道理。(51)扬子云：扬雄，西汉辞赋家。先朝： 前朝，指前汉。执戟之臣：扬雄曾作黄门郎执戟保卫宫廷。(52)壮夫不为： 语出扬雄《法言》，意谓男子汉不屑于写。(53)藩侯： 诸侯。(54)庶几： 希望。戮力： 尽力。上国：这里指中央政权。(55)流： 流传。金： 指钟鼎。石：碑碣。(56)徒：仅。翰墨： 笔墨。(57)衷： 中，正。(58)同好： 志同道合的人。(59)要：邀。皓首： 白头。(60)惠子： 惠施，战国时人，死后，庄子过其墓，说： “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 (见《庄子·徐无鬼》)

〔鉴赏〕《与杨德祖书》是曹植书翰文中的名篇。曹植和父操、兄丕一起为建安文学的兴起作出了重大贡献。《文心雕龙·时序篇》说：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 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瑯; 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这就是说，三曹既是杰出作家，又是建安文学的倡导者。而在三曹中，曹植尤负盛名，被人尊为“建安之杰”。后世所盛称的主要是曹植的诗，而当时曹植自己所看重，并为时人嘉许的却是他的辞赋。《与杨德祖书》一文，便是他将自己青少年时代的赋作进行精选和编录后，送给杨修请他“刊定”，而附上的一封信。曹植不仅是诗赋名家，而且“兼备众体，世称绣虎”。这封信叙述了彼此深厚的友谊，纵情品评文章，抒写生平怀抱，语言精练而感情真挚，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时期文章的特色。

东汉文章受大型辞赋的影响，往往重视铺叙和排偶，每每旷日持久地进行雕琢。而处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时代的建安文人，却无心那样去细加推敲。因此，赋风变了，即兴创作的抒情小赋取代了汉大赋，文风也随着变了： “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 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已成为一时风尚。这一时期负有盛名的文人，大都是一些关心国难民瘼，有抱负，有理想，感情丰富，才思敏捷之士。他们的写作，常常凭着当时的激情，奋笔捷书，一气呵成。“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瑀举案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奏”。形成了一股感情激荡，气势流畅的回流，给予原来精雕细琢，排偶堆砌的骈文以巨大冲击。这使文章又有散化的趋势。但它并未真正回到老路，而是吸取了骈散两家之长，以散为主，散中有骈，宜散则散，宜骈则骈，势如行云流水，形成了自然生动、简洁明快而情深气长的文章风格。《与杨德祖书》出色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这篇文章起笔便以极其简洁的语言，表达了深挚炽烈的感情：“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一连三个四字句，短短十二字，却把自己与对方的友谊和彼此的信赖传神地描写出来了。与此相比，曹丕《与吴质书》的开端： “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 ”意思并无不同，句子却要长得多。下面的正文，我们作具体分析。

一开始说文章不可能十全十美，只有听取人们批评，“应时改定”，才能臻于完善。如建安诸子是天下的精英，他们也不能没有缺点。“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曹丕《典论·论文》称“七子”，曹植此书去掉了孔融和阮瑀，而加上了杨修。孔融和他们不是同辈人，也不属于邺下集团，曹植不把他列入是不难理解的。而不列阮瑀便造成种种的猜测。其实，该信写于建安二十一年，阮瑀已经去世，而他所述的都是健在的人，取舍标准不同，因而也不足为怪。至于杨修，既是曹植的好友，也是曹丕的政敌，《曲略》说他“谦恭才博”，“自魏太子以下并争与交好” (见《三国志》裴松之注引) ，可见也是个才子。曹丕不把他列入未必便是正确，曹植此信也仅把他列名于诸子之末，也未必是阿谀。从《文选》所载《答临淄侯笺》看，他的文章也是颇有才气的。作者连用了六个排句，说明这六位都是各地首屈一指的才子，但文词全不相同。而“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振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数句，以奔放的想象，浪漫的笔触，勾勒出了曹操的宏大气魄，也表露了作者的自豪情绪，句式整齐而又错落有致。接着，作者马上指出，他们的文章也还不能登峰造极，十全十美： “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字里行间，似乎可听到作者年轻爽朗的笑声。陈琳是曹操极为推重的文人，撰写章表书檄的能手，作者对他也是尊重的。在诸子中把他名列第二，仅次于王粲，但他认为陈琳也有缺点，“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意为即使凭陈琳那样的文才卓越，却不长于辞赋。然后微带嘲讽地述说了孔璋是如何地缺乏自知之明。经过一番并无恶意的揶揄，他又认真地说： “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能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表明自己话虽说得比较风趣，态度却是严肃的。既然享盛名于天下的邺下诸子都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那么，作者“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便是很自然的事了。但他还怕对方不相信自己的真诚，所以又举丁敬礼请自己修改文章及自己对此事的看法，以表示自己的诚意，希望对方也能对自己提出意见。

接下来，作者讲了这样几层意思：只有行家，才能正确进行批评;有人自己水平不高，对他人的文章却横加挑剔，有人嗜痂成癖，以丑为美，这是作者所不取的。在论述中，作者仍然借助于一连串形象生动的譬喻和实例，来说明问题。“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 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二句，往往遭人批评，认为不如曹丕“君子审已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的观点进步。这是对的。尽管“南威” “龙渊”之比未必不是表示作者对对方的尊重，暗示他之所以只请杨修“刊正”的缘故，但这段充满傲气的议论，和对“才不逮作者”的刘季绪的讥议，未必不是使杨修回信中除一味恭维外，不肯提任何意见的原因。“《春秋》之成，莫能损益; 《吕氏》、《淮南》，字值千金，然而弟子钳口，市人拱手者，圣贤卓荦，固所以殊绝凡庸也。”这样过分的赞语，也许正是他的一番话造成的。陆时雍说： “子建任气凭材，一往不制，是以有过中之病”，指的正是这些地方。

最后，才提到给杨修送去自己“少小所著辞赋一通”。接下去说： “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对于这几句话，人们往往评价极高，认为作者对民间文学“也表现了高度的重视”。这当然也有道理。不过其本意恐只是借以表示对自己的少作的肯定。他在《前录自序》中说： “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虽触类而作，然芜秽者众，故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认为“其即此录尝以属杨修点定者。”此说大概是不错的。“未易轻弃”之说，大约正是解释为什么他要选编“少小所著辞赋”。“匹夫”之说，既是自谦，又是自负，重点就在“未易轻弃”数字。总之，并非对民间文学的认真评论。接着，说自己其实志不在此，真正的抱负是为国为民，建功立业，以期名垂青史。即使做不到这一点，也要“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象司马迁一样著书立说，以传后世。对这，有人把它与前面“辞赋小道”云云混为一谈，这恐怕也不符合作者本意。扬雄说辞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并不是说任何著作都是“雕虫篆刻”，而是说只有象《法言》之类足以传世的经典性著作才有意义，曹植也是这样。他认为只有写阐明是非得失、仁义道德的专著，才真有价值。曹植和曹丕的主张其实也大体一致。曹丕《典论·论文》论建安七子时，首称“王粲长于辞赋”而不及他的诗，说明他也以辞赋为文学的正宗。但他也把写专门论著看成是比辞赋重要得多的大事。《典论·论文》结尾说： “唯干著论，成一家言”。《与吴质书》又说徐干“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又说：“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七子的著作都不少，为什么只有徐干能不朽呢?为什么应玚没有能著书就可惜呢?还不是因为只有写出“辞义典雅”的“一家之言”来，才“足传于后”吗? 不过，曹植太重视建功立业了，所以即使是“定仁义之衷”的一家之言，也要把它放在白首以后再去考虑。这话当然是极其自负的，所以他最后打招呼道： “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以亲切的口吻，又把话收了回来。

这篇文章不长，中心思想也很明确，但它从旁触及的问题极多，表现了作者渊博的学识和超人的才学。《与杨德祖书》的艺术性极高，主要有如下几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首先是语言简洁而内容丰富，爱憎分明，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如开端叙相思之苦，便一往情深，撼人心腑。然后谈邺下诸子，自豪之感，溢于言表; 接着谈陈琳，又幽默而风趣，随后宣称自己不敢妄赞，态度又严肃起来。许多复杂的情感和丰富的内容，都只寥寥数语，便交代清楚，毫不拖泥带水。无怪乎陈琳赞叹道：“君侯体高世之才，秉青萍、干将之器，拂钟无声，应机立断”(《答东阿王笺》)。总的基调是自信而自豪的，感情是奔放的。忽而纵声大笑，忽而慨然叹息，襟怀坦白而性情率真，王世懋说： “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说的虽是诗，其实文也是这样。

文章形象而生动，夸张而不失实。是本文写作技巧上的又一特点。“书论宜理”，作者通篇都在说理，而又处处引譬设喻，将抽象的道理化为一连串生动的形象和妙趣横生的故事，引人入胜。如要指出曹操招徕了各地的文豪才士，竟夸张地说： “设天网”，“顿八纮”，口气何等阔大，却又合乎事实。他批评有人自己水平不高，却要指手画脚地指责比自己高明的人，便援刘季绪为证，并且譬中有譬，又以“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訾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以明刘季绪之可笑。作者处处引经据典，时时援用史实，却又用其意而不用其辞，与全文融为一体。语言洗练而通俗易懂，使人感到他的学识丰富，才华横溢。作者的语意极其含蓄，不细加推敲是不易明了其主旨的。为什么呢? 因为这封信是写给杨修的，杨修是曹植的莫逆之交，又素以机智多才，善测人意见称，当然有些话不必说得过分详细，甚至不妨暗藏许多机关让对方去猜测了。陈寿在《上〈诸葛亮集〉表》中曾指出： “论者或怪亮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臣愚以为咎繇大贤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书》，咎繇之谟略而雅，周公之浩繁而悉。何则? 咎繇与圣贤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本文的语言尽管浅显明快，而所指却费人推敲，原因便在这里。对于曹植的评论虽然不少，但诗多于赋，赋多于文。虽然这样，作者各种文体的风格不仅各有独特的个性，而且有它的共性，许多评论对这篇文章也是适用的。刘勰说他“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掣巧，随变生趣” (《文心雕龙·章表》); 释皎然《邺中集》说他“语与兴驱，势逐情起，不由作意，气格自高。”这些评语对本文就很贴切。根据前人这些评论，我们再去细细品味该文，便会体会到良多情趣。